论文推介苏成捷MatthewHSom
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上）
苏成捷(MatthewH.Sommer)著李霞译
《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对于17世纪中国婚姻状态的分析，揭示了儒家有关身体的社会规训话语和实践的限度。虽然官方记录的当事人的供词未必尽可相信，但是论文举证的各种罕为人知的“一妻多夫”的案例，使我们看到了国家——社会规训话语与日常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妻多夫”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恰恰反证了妇女身体的从属性特质。
本文原载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新社会史丛书·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苏成捷(MatthewH.Somm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历史学博士，师从黄宗智教授。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法制史和社会史。出版著作：Sex,Law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PolyandryandWife-SellinginQingDynastyChina:SurvivalStrategiesandJudicialIntervention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李霞，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当代资本主义、性别与社会、新文化史学。
一、“招夫养夫"
华北平原的一妻多夫案例
年，农民王玉亮感到自己无法养活其家庭。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妻子招赘一个男子，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王(49岁)生活在直隶房山县（北京西南约50公里），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妻子李氏(41岁)、其寡母傅氏(79岁)、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六口之家挤在一间房子里。王只有四亩薄田，全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他为别人打工所得（一个典型的华北平原“半无产阶级”）。更糟糕的是，两三年前，王得了慢性病，难以进食，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
这些困境促使王与本村一位直隶内丘县（房山西南约公里）的移民郝士新(37岁)接触。郝在村里打短工，没有田地，也未成家，但身强体壮，很健康。王建议郝搬到自己家里，与他的妻子李氏同居；作为交换，郝必须“耕种养家”。郝欣然同意。
一开始，王的妻子拒绝合作，但最终被说服了。李氏后来供述，丈夫这样告诉她：“我已得了这个病，不能顾你们了，只图他养活好歹过罢。”李氏强烈反对的理由是，他们只有一间房子和一张炕。王则解释说，“大家就在一处，你也不必害羞。”最终，她虽然感到厌恶，但出于顺从和怜悯而答应了丈夫的要求。因为这个家如果要维持下去，就需要别的男人的帮助。王的母亲也很不乐意：
见小的儿子招了郝士新来，说叫他住在家里，合媳妇同炕睡觉，求他种地养活家口。小的说“虽然穷苦，如何干得这样事呢？”
但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就这样，郝士新搬进了王玉亮家，与他们睡在同一张炕上，和李氏同床。同时，他耕种王氏夫妇的土地，打短工，尽全力养活他们。邻居们后来证实，他们早就察觉到了李氏和郝士新有婚外关系这一事实，然而没人进行干涉。毕竟，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
但是，郝有时找不到工作，家中的粮食仍不够吃。这使王玉亮常向妻子抱怨，辱骂她。此外，王大部分时间病卧在床，吃的东西都呕吐殆尽。在别人看来，他完全是在浪费原本就太少的粮食。王成了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尤其是大家都挨饿时，就越发难以忍受了。最终，年夏，李氏说服郝士新帮助自己杀死了丈夫，以便能与郝结成夫妇，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桩谋杀案很快真相大白，他们被送审，判处了死刑。正因为此，我们才得以知道他们的故事。
这种做法有多普遍？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种非兄弟形式的典妻现象，即“招夫养夫”的做法。有清一代，非兄弟间的一妻多夫在中国的穷人中间似乎相当普遍，尽管各地的情形不尽相同。这一做法到底有多普遍？不可能用精确的的方式对此做法进行计量，我也无意说大部分人，或者大部分穷人，都卷入了这种关系。但它肯定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两种主要史料记录了这种中国的一妻多夫现象：清代的法律案件卷宗以及20世纪初的民事习惯调查。王家的故事见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这些来自各省督抚的题本汇报了死刑案件，根据拟处死刑的主要罪名（通常是杀人）的背景情况，案卷管理者将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在“婚姻、奸情”这一档案卷宗里，以下情形颇为常见：一对贫穷的夫妻靠一个或多个外来男子养活，作为交换，后者可以与女方同床。从司法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构成了“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罪，对此，大清律规定杖责90板（妻子和所有男人都要受刑），并强迫他们分开。“婚姻、奸情”卷宗里包括与该罪行有关的许多题本，我选择了乾隆（-年）、嘉庆（-年）和道光（-年）朝的几百个事例。
这些与一妻多夫有关的几乎都是杀人案；当然，杀人是一种异常的事件。但我确信，这些杀人案之后的背景环境并不稀见。四川巴县、直隶宝坻县地方衙门处理常规案件的记录，使我更加确信这一点，因为其中也有很多与一妻多夫有关的案件，涉及的罪行大多较杀人轻得多。
除了刑科题本之外，还有两份20世纪初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提供了关于“招夫养夫”（以及卖妻、典妻等做法）情况的重要文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书，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从许多省份的地方当局那里得来的数据资料，这是为起草一部现代民法典而作的部分准备。来自福建、甘肃、湖北、陕西、山西、和浙江的调查报告都提到了“招夫养夫”的“恶习”。
在评价这份报告录所提供证据的意义时，我们必须明白其局限性。这些报告的质量和细节千差万别，非常不完整：它遗漏了大部分县和许多省份，包括岭南和整个西南地区。如果认为该报告录中未特别提及的地方就不存在典妻现象，那就错了。
第二份调查报告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私法》，其中收录了一份年的“招夫养夫”书面契约。这份契约中记录的行为，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描述的完全一样。基于这些调查报告，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一个刑事案件中提到的每个一妻多夫例子，都对应着其它许多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同样案例。
这两份调查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由于其编纂者努力记录的是“习俗”，因而仅仅收入了正式订约的“招夫养夫”形式，即一对夫妇的家庭中公开容纳另一个男子。这一做法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婚姻形式，仅仅代表了一妻多夫实践的一种形态，而后者有着广泛的多样性，包含着不同方式和比例的婚姻与性交易因素。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是，在丈夫的允许下，妻子与一个或更多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以养活她的全家。换句话说，这些调查仅仅揭示了冰山的一角；还有多得多的事情不为编纂者所知，或者更可能的是，他认为这些事情过于出轨，不能在一份关于本地“风俗”的报告中提及。不过，由于所有一妻多夫做法都被认为犯了“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罪，我们还是可以求助于司法档案，以得到更完整的社会现实画卷。
对于法律案件的阐释，难处在于必须超越司法意义上的罪行种类，进而理解人们为何那样做，他们自己又如何理解其行为。还应当记住，由于招夫养夫等做法都是非法的，参与者非常希望避开官府的注意。法律案件仅仅记录了那些带来严重后果的一妻多夫关系；如果他们相处和谐，则不会在公共记录中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调查报告的阐释，难处在于超越编纂者对“风俗”的界定，并从更广泛的实践背景中去理解他们所遗漏的证据。综合考察这些不同的材料，我们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能发现某种一妻多夫制的痕迹。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
广阔的画卷
让我们记住该证据，然后思考一下王玉亮故事发生的更大背景。王的安排有一个前提，即他能够为妻子招赘另一个丈夫郝士新。郝士新是一个健壮的男人，没有妻子，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王毫不费力地说服了他接受自己的提议。似乎并不缺少像郝这样的男人；在清代的社会底层，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光棍”。当然，更大的背景是乡村穷人中的性别比例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短缺；到18世纪中期，该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令人头疼不已。男人们共享妻子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女性太少；在一些乡村社区，多达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一直单身，尽管女人们普遍已经嫁人。
王的安排还有另一个前提，即普遍存在着买卖女性的市场，特别是买卖其性和生殖力。王玉亮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想出这个方案来解决家庭的困境：万般无奈之下，他家里还有另一份资本，也就是他妻子的身体。虽然李氏称自己很讨厌这样做，但对她和其他人来说，理解和接受这种做法也不是真的很困难。为了生存，男人可以也很容易为妻子拉皮条、把她卖掉，你甚至可以说这样做很有道理；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当然，第三个前提是王玉亮一家的极端贫困，他的特殊病情更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更大的背景是许多家庭的向下流动；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面积太小，无法养活自己，为生存而求助于孤注一掷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杀死女婴就是这样一种策略，而这无疑又是乡村穷人中女性短缺和单身男人过剩的主要原因；孩子可以买卖（这种交易被委婉地说成把孩子“抱”给别人），妻子也一样。王玉亮的案例使我们想起黄宗智对农民家庭内卷化压力的分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调动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从事副业、种植有风险的经济作物。一种“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形式，就是女人的性能力和生殖力，一个可能的副业就是从事性工作。
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不同的法律案件；我们在其中发现，一个妻子拥有一个或两个赞助人，他们拿出一些钱，以补充她家的收入；其丈夫或者公开接受她这种商业性动机，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在这些情形中，性工作通常不是唯一从事的工作，相反，它是一个家庭用以维持生计的众多策略之一。在此意义上，它具有世界上大多数性工作的典型特征：采用业余、临时或季节性的行为，作为其它收入来源的补充，以帮助维持妇女家庭的生计。从事这种工作的女性不一定将自己看作“妓女”，也就是说，在她们眼里，性工作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她们生活的主要方面。
女性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妇女的性和生殖力的市场，普遍的向下流动问题和贫困家庭的内卷化压力，这三个更广阔的现象是互为关联的。在它们的交叉之处，我们发现，王玉亮、李氏和郝士新这类人采取的生存策略，在一妻多夫形式的范围内结合了婚姻和卖淫的因素。一些形式比较正式，采用了媒人和书面契约，或者某种选择性（或“虚拟的”）亲属关系；别的形式则更加随意，更有甚者依赖于口头契约，或者以更间接的方式达成理解（比如，丈夫虽然非常清楚妻子与别的男人有关系，但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法律案件都讲述了一个充满细节的独特故事。但是，我们能在无数个人化的轶事中辨别出一些共同的模式和逻辑，而只有当我们考虑更广阔力量的交叉点时，它们才有意义。
二、一妻多夫的谱系
清代的法律案件揭示了一系列的不同安排：为了帮助养活全家，妻子在得到丈夫的允许后，与一个或者别的更多男人发生性关系。在一妻多夫的谱系中，婚姻和卖淫分别位于对立的两极：一些情形看上去更像婚姻，别的则更像是性工作。也许大部分性关系都介于两者之间。
沿着这一谱系，可以用许多变量来标示一种特定的性关系。例如，除了丈夫之外妻子还有多少个性伴侣？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多长时间？在这个谱系的婚姻一端，我们发现，妻子与丈夫之外的某个伴侣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关于这类情况，我发现了一些持续十余年的例子。在这个谱系的卖淫一端，妻子有多个伴侣（典型情况下，妻子甚至记不得有多少个男人了），她与每个伴侣的关系仅仅维持了一个“回合”。
其次，如果另一名男子进入某对夫妇的家庭生活，那么其介入程度如何？他们如何对自己和别人描述这种关系？在这个谱系的婚姻一端，我们发现，外来男子通过契约、亲族术语、共同居住、资源共享、一起吃饭，有时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而成为第二丈夫，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例如在湖北竹山县，“其所招之夫”为了使自己正式融入这个家庭，会改用第一丈夫的姓氏。在刑科题本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对夫妇及其子女改用外来男子姓氏的几个例子。夫妇俩与这个男子相处，并没有划出界限：证词中不断出现一个词汇——“不分内外”，其字面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家人和外人的区别”。这里是指妇女在家中的内室，外来男子通常被排斥于外。换句话说，他们将他视为家庭成员之一。
然而在这个谱系的卖淫一端，女子的多个性伴侣也许是彻底的陌生人。他们只是顾客，夫妇俩完全清楚这是在卖淫。
再次，夫妇俩和外来男子之间交换着何种利益？这种交换采取的是“批发”还是“零售”方式？在这个谱系的婚姻一端，我们发现，各种不同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进行交换；这是“批发式”交换，其中涉及的不仅是性和金钱，每发生一次性关系，也不会马上逐一计算如何补偿。这种交换的要点，很可能是以经济上的支持来换取性关系；但外来男子一旦融入某个家庭，就会分担妻子所有的家务活，包括做饭、修理、缝纫、扫除和照顾病人，等等。作为家庭一员，他还可以获得不怎么实际的好处，比如选择性亲属关系（如结拜为兄弟，收养夫妇俩的孩子为“干亲”，类似于西方的教父），与妻子生养自己的孩子。就这对夫妇来说，通过享有这名外来男子不断提供的劳力、收入以及其它任何资源，他们也获得了安全感。
妻子提供给第二丈夫的好处，只是她在家庭内日常责任的延伸。保拉·塔贝（PaolaTabet）描绘了尼日尔乡村的性工作：“在村子里，妇女提供的性服务，是与她们在婚姻中提供的其它服务相结合的，如家务劳动、生养孩子，以及按照性别分工由妇女承担的所有劳动任务。”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一妻多夫个案。性只是诸多利益交换的一部分，而且第二丈夫跟第一丈夫一样，都不必按“回合”算钱。当然，在相反的卖淫一端，我们发现了直截了当的“零售”交易：发生多少次性关系，就付多少次的钱；这些钱也是该家庭的现金收入。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与婚姻最接近、外来男子正式成为家庭一员的一妻多夫现象。读者应该记住，我们仅仅检视了这一广泛谱系的一端。我相信，我们对中国传统婚姻体系的分析，应当包括诸如卖妻之类的做法，以及所有的一妻多夫现象。对此，我将在一个更大的计划中作详细的阐述和证实。
“招夫养夫”的契约
“招夫养夫”一词通常指正式的契约关系。尽管它在官方眼里被视为非法，按照精英的标准也难以接受，但我们仍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婚姻形式：相关当事人自然是这样理解的，甚至他们生活的社会也普遍如此。相关安排的正式性和公开性非常引人注目：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有意识地模仿更为广泛接受的婚姻形式。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注意到，使用媒人和书面契约可以使招夫养夫正式化。例如在陕西，
夫妇相商，甘愿请媒招夫入家，以养前夫，书立“招夫字据”，注明“不得刻待前夫”字样。
日据时期台湾习俗法规调查报告中，收录了一份立于年的招夫养夫书面契约：
立招夫养夫字人王运发，前有娶过李三之女为妻，名叫秀凉，今年二十岁，相住经已四年。秀凉平日奉养翁姑极其孝顺，治家亦鲜闻交谪之声，娶妇如斯，殊可安心。奈近年来运发身染废疾，四体不能如人，兼以家下清，若费用弗赡，告贷无门。虽贫非死人而思以不孝有三，则青春不再，嗣续终望何人？故夫妻日夜计议，实无别法，欲保其贞节，一家数口难为无米之炊，惟有招夫养夫，庶为万全。爰托冰人议婚，与吴九生官之长男锦文者登门进赘，成为夫妻。即日面约不愿收其聘金，惟每月须贴月费二十元正，为作需用之资，日后生子传孙不论多寡，俱为两家奉祀。此系二比甘愿，各无怨悔。口恐无凭，即立招夫养夫字一纸为炤。
代书人郑如水
为媒人陈徐氏
场见人王进发、王添福
同治八年三月日立招夫养夫字人王运发
这份契约所记录的协议内容，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描述的招夫养夫非常类似，后者通行于大陆的多个省份。在上述两种材料中，我们都发现了相同的基本词汇，包括无处不在的“招夫养夫”，从台湾到甘肃，似乎每个地方都在使用。
台湾的契约采用第一丈夫的口吻，一开始便叙述生活的艰辛，以证明这种非正统交易实属万不得已，心怀悔愧。两方面都非常像丈夫卖妻或休妻的契约，也很像父母把子女抱给别人的契约。寡妇再嫁的契约，开头也是关于生活艰难、心怀悔愧的内容，以证明那种做法的正当性。这类不幸表述均有一个模子，但所有的证据都暗示，没有人会为这些契约中记录的各种交易而感到得意。即便当地社会接受它们，其中的许多交易也是非法的，如卖妻、寡妇在服丧期间再嫁，以及“招夫养夫”。
台湾调查的编辑者和《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的撰稿者指出，“招夫养夫”是入赘婚姻的一种形式，因为新丈夫将被纳入其妻子的家庭中。它特别类似于入赘式的寡妇再嫁：在得到前夫家里人许可后，她可以不改姓氏、不放弃在前夫家族中的地位而“招”第二丈夫。这种做法被称作“招夫养子”、“招夫养老”，等等。
台湾的契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两个男人（还有他们各自的家族）对妻子所生儿子的权利。实际的做法显然千差万别，但契约中如果规定了这一安排的时限，即意味着第二丈夫最终将离开这对夫妇的家，上述问题便尤为重要。《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引用了各县的时限规定例子，从三年到十年不等。在福建古田县，这些关系一般以十年为限：
十年以内，所生之子，归后夫抚育。亦有原夫无子，约明期内先养之子归后夫，而后养之子继原夫之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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