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情报学发

国家安全面向的情报学主要由国家安全情报学、军事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等分支构成。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情报法》的颁布，我国情报学进入大情报学科理论一体化建设阶段，但学科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学者群体规模小，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力量不足;情报学界与业界缺乏有效互动，理论与实践脱节;情报学研究范式与路径单一，研究方法落后，域外引进为主，本土原创不足;各分支学科分散封闭，囿于行业安全观，未能按照现代风险社会治理需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大情报学理论体系。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本指导思想，正视学科分歧，让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避免思想混乱;纠正认知偏差，客观公正看待情报学研究与情报活动，消除伦理疑虑;突破过度保密的情报文化传统，推进情报界适度开放，促进情报理论与实践互动;壮大情报理论研究力量，推动民口高校和学者参与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鼓励从业者适度参与情报知识创造与积累;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从“西学中用”转向“中西并重”和“扎根本土”，从传统的“思辨研究”向“科学探索”过渡;调整研究范式，从“事实描述”向“理论解释”、从“单一范式”向“多元范式”转变;建立健全学术阵地，推动各分支建立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对话机制，形成学术共同体;推动各分支跨界融合，立足总体性国家安全威胁与风险，构建大情报学科理论体系，并建立有效的情报知识积累机制，是推动我国情报学发展与繁荣的有效路径和努力方向。

总体国家安全观;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发展困境;学科转向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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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美国情报学百年史:源流、演进、动力与启示”(JKF);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公安情报分析课程核心知识与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Y18)

谢晓专(—)，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引言:我国情报学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以下简称《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统称为“国家情报工作机构”，①相应地，本文所探讨的情报学专指由国家安全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三大分支构成的国家安全面向的情报学。

情报学②(IntelligenceStudies)作为一门学科，至今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情报学界一般将20世纪40年代末谢尔曼·肯特(ShermanKent)所著的《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一书作为现代情报学诞生的标志。③

目前情报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欧洲和北美牢固确立了中心地位，④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乔治敦学派”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英国学派”。⑤英国情报学以历史范式为主导，美国情报学则主要发源于政治科学领域，后逐渐向公共政策与决策扩展，近年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趋势明显。⑥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情报学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有渐成“显学”之势，⑦美国成为全球公认的情报学学术思想中心。

我国“孙子虽会集古代情报概念的大成，创造情报理论的不朽原则，而开情报学术的先河”，⑧然近现代以来，我国国家情报理论研究远逊于英美诸国。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先后颁布《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国家安全法律，初步建立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我国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推动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推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⑨相应地，情报学界掀起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情报学学科建设讨论浪潮，有学者提出情报学设为一级学科已具备条件，倡导建立由“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等各分支构成的“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体系，也有学者建议应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情报学二级学科。①这些讨论和倡议开启了我国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本文旨在探究当前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参照美国经验，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我国情报学发展的未来转向，为促进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科发展提供拙见。情报理论研究是对国家安全情报实践的学术补充，其贡献在于解释过去，理解现状，预测未来，就像医学、法学等其他专业学科一样，通过研究机构学习和积累知识，并通过正式的教育或认证程序将这些知识传授给新任情报人员，这样情报将发展出自己的核心大学架构，发展成为一门自觉的、结构化的学科。②

回顾过去，在前辈学人们的卓越努力下，我国情报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进步。学科建制方面，我国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已在国家学科制度中确立“正式”的专业身份，建立了长效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③学术研究队伍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学者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相对稳定的、“老中青”梯队结构较为合理的情报学者队伍，成为情报学发展的力量源泉;学科知识体系方面，我国情报学从学科理论、演变历史、工作流程、方法技术、业务运行、组织管理、政策法规、中外比较等诸多方面开展研究，初步形成了结构较为完整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

展望未来，限于诸多主客观条件，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学科发展仍存在诸多困境和挑战，集中表现在:

一是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主要局限于军事与公安院校，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学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情报学者群体规模较小，研究力量不足，难以满足风险社会环境下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

二是情报业界与学界难通有无，学界“坐而论道”“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现象严重，理论与实践“两层皮”的问题突出;

三是情报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严重滞后，域外引进与重复性研究多，而本土原创性成果少，高水平研究成果不足;

四是各情报分支学科囿于行业系统，分散封闭，缺乏沟通，难以形成统一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无法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难以满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与治理的需求。

究其原因，有五大因素影响甚巨:

一是情报文化根源，情报的“神秘感、不道德印象”让学者对情报学术研究“敬鬼神而远之”，④传统的情报保密文化，让民口高校和学者对情报问题讳莫如深，即便民口高校学者对情报议题感兴趣，也往往只是情报学领域的“过客”，贡献一本著作或是若干篇文章便“离席”，民口高校则“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二是从情报业界与学界的关系看，业界和学界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与交互机制，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情报理论与实践无法交融，本土情报理论创新能力不足，主要以西方情报成果引进为主，尚未形成扎根中国情报实践的中国情报学派;

三是从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路径与研究方法看，主要以事实描述与对策研究为主，规范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严重不足，研究进路主要表现为“历史范式”和“功能范式”，而“组织范式”与“政治范式”研究缺乏，由于学科相对封闭，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与新工具未能及时吸收和应用到情报学研究中来，科学研究方法与工具严重滞后，研究水平相对低下，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和创造性亟待提高;

四是由于情报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受限，博士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力量的主要来源，仅限于军事情报学领域，其他情报各分支领域制度化的情报学者培养机制缺失，情报学科知识创造与积累后继乏力;

五是各情报分支学科“分散、封闭”的行业办学方式，使得各分支学科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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