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雯佳辑周作人集外文下

晚年周作人

国文的问题

对于国文，我们有一种义务，即是我们必须懂得国文，但同时也有一种权利的要求，这也必须于我们有用。我们是中国人，所以须得会看会写中国的文字，以便去理解古人所积蓄下来的智识经验，去和当代的人交通感情思想。因为要达到这所说的目的，所以这文字须得有实用有效率，根据这个意思综合起来，可以简单的说，这所需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字，也是人民的文字。

我的关于国文的意见，自己知道是颇有点儿保守的，看上文所说的第一点可以知道。我并不想主张国粹，或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以为凡中国的都是好的，凡是旧有的文化都不可以变动。我的意见或是主张之基础不纯是理论的，却是实际的，功利的，即是以对于民族的全体与个人有利为主，从前者的立场说来未免有时近于保守，正是不得已的事，虽然说到后者时也就有点不同了。

怎么是中国人的文字呢？笼统的说，这须于中国民族有利，究竟太笼统了，所以不妨率直的说是，它必须于民族的统一有益处。这不必一定要用汉字，但在现时说来，还不得不用它作工具，不管这汉字是如何好坏。中国人是一个特别的民族，人家说他是个人主义的，可是他又很有合群性，至少总是消极的爱合不爱分的。六朝时代五胡乱华，闹得个乌烟瘴气，至今在南北史上还是岛夷索虏的互相骂着，可是人民间全不是那一回事，一到唐朝有了机会统一起来，便又和成整个，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了。五代又是一场纷扰，宋朝总算统一了大部分，可是北有契丹女直，燕云十六州以至淮河以北，沦陷了一直有几世纪之久，直到明朝兴起，这总恢复了旧观，好像久病复愈，虽然病久，而痊愈之后还依然是他，与借尸还魂的不是一样。好几年前论到汉文学的前途，曾附带的说过这一节话，现在利用一下，抄录在这里：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维系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翻史书，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敞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靠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间隔距离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可以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我当时原说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把汉字难学不难学的问题暂且搁下，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未始不可。但在中国今日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它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这也原是五六年前的话，但现在还是这样想，其不免有保守性想起来正是当然的。我觉得中国人为了抢一碗饭或一瓶热水，或者要争先恐后以至于打架，可是整个的团体却是不愿分散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总得加以维护，至少也不应该破坏的。

但是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存在。中国的文字，假如现在所用的汉字可以适合第一个条件，那么对于第二个条件是否也是适合呢？我的意见虽是保守的，可是这里也不能一句说断定，说也是合用的。我在上边说汉字适用，原来说明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即是为民族的全体着想。若是为个人计，那自然须另行考虑。汉字难学，这大概是对的。不过这困难是费时间，费精力，现任尚未测定，还是教学方法不好么，也是可以考究之处。外国人觉得汉字难学。是不是就合中国人一样，又中国人学外国文之难易如何，这也值得研究。不过总之中国文盲之多，读书人国文之仍然不大亨通，那总是事实，姑且都归咎于汉字也未始不可，且让我们来想想解决的办法吧。依据上述政治的看法，我虽然觉得汉字很可利用，若是从学术方面来说，我却并不一定是主张非保守不可的。汉字的本身由它的变迁上看来，已经是从荆棘丛中过来，不但是縣郭[10]百结，而且还疮痍遍体的了。现在所有的讲中国文字的古书，最完全的只有说文解字，向来为学者所推重，段氏注中有云，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恉，薶蕴不传于终古矣。许氏自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段注引申之曰，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这样说来，似乎书中说明文字的构造与语原十分无遗憾了，其实却并不然。我们深深浅浅从文字学上去研究汉字，一面固然也觉得它的特别和有意思的地方，一面却也看出它的病来，深感到治疗之不容易。下边从小篆至隶书……今隶即楷书也含括在内，是一段落，改变得很多，有许多字如前长升卞等都完全走了样，上边从小篆到古文又是一段落，其间改变亦并不少，不必说小篆明明把古文改了的，就是段氏以为书上不说明古籀别作一字，即是保留古籀原字的那些，也是很有不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了。例如止字，说文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为足，段注云，此引申假借之法，许书无趾字，止即趾也。小篆止字与今隶相像，不过右边小画往上翘起而已。看它的样子与篆字?字相近，所以解作艸木有阯，而以足趾之义为引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小篆止字与古文不合，是展转传讹了的，原义是足趾，基阯是引伸之义。我们现今能够见到的古文有殷墟的甲骨文，在那里边的止字便明明是画的一双脚，底下有足跟，上边两个足趾，代表第二指及小指，在旁边翘起的一个是大拇趾，只用三笔划成，看去却很是清楚。由此可知说文的止字篆文已与今隶同样的走了样，其解说也就有了问题。连带的把读若[11]若黹的两个夂字，以及陟降出各客等字的解释也都有改变的必要。仓颉圣人所造的字，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没有看见，不好妄下批评，若是甲骨文，既是出于殷墟，在时代上总要算是比较最早的古文了，假如以此为标准来说，则小篆有许多地方不合于古文，正如隶书之不合于小篆一样。从前有些学者尊重文字的传统，以小篆为标准来批评今隶，觉得有许多字变得非常利害，叹息于无从下笔，我们在过去大抵也有过同样感叹的一个时期，但是现在看起来，小篆本来便已不健全了，它与今隶相去亦只是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以甲骨文为标准，则小篆亦有许多是无从下笔的了。这样看来，便是小篆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何况又是已由汉隶而变为真书，又经过清朝三百年的科举训练而成了馆阁体的小楷呢。

上面的一节话说的很有点啰嗦，但大抵的意思总已明白，便是说汉字在事实上已经并不是什么国粹，在两千年中因了实用的必要改变了许多样子，现在如有必要也可以加以改变，以适合人民实际的需要。怎么的来改变呢？语体文、俗字简笔字、这是一路，已经开始在走，注音字母（后来却改称作注意[12]符号）或是罗马字，这又是一路，现今正在计划着。中国语之拼音化，这在理论上我想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问题是在事实方面。凡是口头说的言语本来只是靠声音传达，无论那一国的都是如此，我们既然单凭耳朵听见就可以懂，那么写下来的时候，单用表音的文字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汉字本身虽有所谓六书，段茂堂在说文卷七帅字注中说，六书惟假借之用最广，假借者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比造作形声俗字还要随便，其实就是后人的写别字，也便是只算声音以表意义，不过所用的仍是汉字而已。汉字原来虽是形与声并重，可是至今已经是声占了势力，即如甘字，本是会意字，但现在谁也不管它从口含一的形义（事实上也早已不像了。）只记得它古三切的读音更不必说形声以至假借字之多了。楷书的汉字又已变化得支离灭裂，再加变化也没有什末关系，并无发起保存古物运动的必要。所以为得于人民教育上有效用起见，要加以改革，我觉得这是可以也是可能的。至于改革的程度或是方法，语体文仍旧利用汉文办法要简单点，或用字母拼音更为彻底，在我都是赞成的，虽然要根本的办好，这两者都有一个问题在前须得解决，换句话说，就是有同样的重大的预备工作须得进行。这是简单的一句话，国语之统一与改造。用罗马字拼写一地方的方言，不多几天就可以学会，在同一方言区域内，可以通行，这个办法久已由外国教会在有些地方实行着，很有成效，所以显见得是可以的，现在所要的是各人于自己的方言以外，再懂得一种全国统一的国语，也用拼音文字写出来，就可以行于全中国，不但个人的感情思想可以与全国人互相交通，而于全民族的统一上更加上一层强固的保障了。问题是在于这国语的统一的工作须要进行。民国以来国语统一的事多少做了一点，但是只把一种方言立为标准，认做国语教大家都学会了。那边是不够的，因为此一方言即使比较的有些优点，即如北平语大抵都可以用汉字写出来，而究之还仍是一种方言，在辞汇之丰富，表现之曲折或精细，以及别的构成文艺或科学的言语之条件，自然很是缺乏，这便非大加以改进不可。中国向来称为文字之国，而这文字又一直为士大夫所独占，因了多年的考试经验于使用文字上习得了许多技巧，拿起笔来要写什末格式的文章的时候，便能写出非常合格而且好看好听的东西来，大概因为这样的太多用笔的缘故，所以用口的时候似乎就很不多了，其结果便是中国口语的贫穷。中国人无论是士大夫或是老百姓，平常父子夫妇以至朋友的谈论，大概不是极少也总是很简单的，略为复杂深奥的议论叙述简直不大有，从前不很明显，等到要用白话写文章，不但是做旧式小说，却要来写抒情说理的文学哲学的作品的时候，便很感到语汇的不够用，表现法的粗笨单调来了。新文学三十年的试验结果，从国语的文学起手，向着文学的国语做去，在明清时代传下来的俗语体文学之上加了好些方言里的动词形容词，许多从古文里拣出来，或是做成的新名词，若干外国语的语法句法，造成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些语体文。这一面离开了古文的传统，一面却与口语即白话也有了好些距离，拿它来写文学哲学科学的文章，还觉得抒情说理的力量不充分，可是在老百姓的方面看来，已经觉得很难懂，与古文也相差得不太多，假如说这是因为汉字不好认，那么念给他们听听看也好，恐怕这也未必懂得，因为欧化句法固然很彆扭，那许多抽象或具体的新名词也多是听不明白的。这种国语改进的路是错了吗？我想这未必然。三十年的时间实在不能说是长，在这期间没有好成绩还不大好紧，只要以后认真的做去，这条路早晚走得出来。这国语改造的事与国语统一一样须得有一个极大的运动，极[13]中适当的人力，有目的地向前一步步做去，总会比以前那样散漫的作法做得好。国语是在土地上生了根的，一面尽量的使它向上发展，可是一面也要时时回顾地面，不要把它拔脱了根，同时人民因了教育将知识与表现力增进了。如此便可以两头接上了线，多少人工改造了的国语也就变成了活的言语了。国语改造相当成就，可以适用，人民也多已懂得这国语了，那时改变文字，便可以顺利进行，可以有利而无害。这个关于国文的问题，在纸面上说起来颇是简单，在事实上却是极艰巨的一种工作，空谈无多用处，就至此为止。在这工作的进行中，我想中国人还只得仍用汉字为工具，以求智识之增进，民族之统一，同时依据方言区域，用罗马字拼写纯粹的口语，以便在本区域内行使，并且鼓励本区域识汉字的学生和公教人员也须学习，庶与民间连络成为一气。总之这工作与问题实在太大了，我们自然也不妨谈谈，不过恐怕不大有很好的办法，如单凭理想或意气来说，怎么漂亮痛快的方法都提得出来，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我以为事实或理想两方都须顾得到总好，所以只能说到这么样，结果恐怕旧的以为太新，新的以为太旧，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了。

我认识注音字母，但是觉得汉字更为习惯易识，（自然这全是主观的看法）我又承认汉字对于中国民族统一的价值，可是我也觉得汉字不妨废去而代以拼音字，假如以国语统一与改造为前提，这个改变仍能保持民族的统一，仍可以成为一种适用的文字。或者说那么汉字写的古书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可以举出许地山君的话来作为回答。他在《中国文字的命运》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我们不能尽读古人底书，也不必尽读古人底书。若是古书中有值得保留底，自然各个时代有人翻译出来，至于毫无价值的书，多留一本，只多占一些空间而已。”

（原载《聚星月刊》年7月15日复刊第2卷第1期，署名东郭生）

历史的压力

三伏中借书看消遣，见到美国人类学家贝纳迭克忒（RuthBenedict）女士所著的一本书，名叫《文化的模型》，里边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普通讲到民族文化，大概以为有生物学的基本，造成各种模型，其实是不尽然的。文化模型各别，与其说是生物学的，还不如说地理与历史的条件更为重要，这便是空间与时间的力量，简单的可以谓之环境。这里不是原文，只是我根据原来的要点而复述出来的，所以或者有点修饰，因而多少有了出入的地方也说不定。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年版

我平时对于中国问题有些意见大抵不很乐观，有几个朋友说这是一种宿命论，好意的加以非难。我自己省察过，那真是宿命论么？我不相信定命或定数之说，那么怎么会得发生出什么宿命论来呢，但来却也可以算是事出有因，因为原来我也是不大相信自由意志的。这回看了贝女士的书，忽然想到这几句话正好拿来说明我的意思，现在可以明白我对于中国的不敢乐观之理由，不是在于相信遗传的民族性，所忧惧的乃是环境传统力之重大，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历史之压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统系的美国国民很有歧视，有一个人曾抗议说，法西斯思想并不存在于染色体中。这话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法西斯或其他有害物如微菌一样，却存在于空气与水之中。个人的体质固然很重要，但如空气与水有害，便会发生不良影响，若是再加上看不见的时光，久久自然成为慢性病，即使不说是痼疾，医药之力就很不容易见效了。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会得先天的有什末残缺，但是生在这封建的专制的社会里，经过几千几百年的熬炼，有些习惯成了第二天性，就是质地本来很好的，这样斵丧过后余留能有几何，除了生命力的坚韧以外，可以乐观的事，也就很不多了。

中国人全数据说十分之八是农民。就农民来说，他们这几千年来受的专制的害最为大而且深了，但因此在他们的精神上——我们姑且这么说——的损失也比较的轻。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只有受苦的份儿，多年积下来的经验只是怎样去苟全性命于乱世，在重重的压迫之下拼命的挣扎，希图逃出一条命来，结果是养成忍耐退缩的习性，只顾得自己，牺牲利他的精神，便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毛病，可是拿来与士大夫一比较，那就差得很多。老百姓只是想避害，也原是人情，而士大夫更积极的用心于趋利，不但只顾自己，而且还为自己而顾不得别人，毛病自然要更大了。中国的社会向来是三纲主义的，一切的专制与暴虐都以此为根据，老百姓虽然在家里还是父与夫有他的权威可以发挥，可是那最大的一支纲总在上头勒住他的脖子使他喘不过气来。士大夫难道可以做皇帝么？这自然也未必。中国皇帝本是人人可做的，地保、流氓、和尚、有机会可以穿上黄袍，何况秀才，不过那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且很要冒险，若是平平安安的可以爬上去，直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威作福，只比皇帝老爷差一等，那只是士大夫总有此希望，普通农民便不能够有这福份了。士大夫固然也用了一半的心去计划怎样苟全性命，同时却又用了更多的力拼命的爬，希图爬在平民的上头，取得权势与利得，俗语具体的称之曰升官发财。这种情形其实在别国或者也是大同小异，某一阶级的人钩心闻[14]角争权夺利，把农民压在下面，未必能说中国所特有的事，但是中国人于这大同之中却别有一种大异，为别民族所不者，目的是大同的，手段则是大异，此盖由于中国特殊的空间时间所造成，其影响于尔后国人之习惯性情者盖甚重且大也。

关于士大夫的身份与手段，最近有吕克难氏的一篇文章登在世纪评论上，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实际士大夫为皇帝的家臣，儒学（士大夫进身的工具）为皇权的俾仆，在萧道成（齐高帝）向刘瓛问政的答案里早已一丝不挂的暴露出来了。答案是政在孝经，盖忠孝是一贯的。儒者之言可宝万世，（案此一句当系皇帝嘉许的话）因儒家以效忠皇室为唯一对象。这里边说的一个事实，儒学的至尊地位是以发展了卑劣阿谀部分而获得的”。这句话真是要言不烦，很简单的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士大夫抱住了一套儒家经典，靠了纲纪、名教、风化、名节这些名称，发挥了其卑劣阿谀的理论与实行，做到皇帝门下的一名家臣，不但可以夸示妻子，加重他主父的势力，还可以统治一部分民众，成了一个小型的皇帝，大丈夫之志愿于此乃告圆满成就了。现在我们再退一步说，东方的专制是古来如此的，波斯亚剌伯、土耳其、印度，史书传说不可胜计，差不多都有这些事情，便是以前沙皇的俄国，很受东方的影响，其情形也仿佛相似，中国又何足独异呢？说到这里，似乎上面所说的全是废话，可以一笔勾消了，可是且慢，——这里还有特别国情，不是任何别国所有的。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茫茫两千年真不知是祸是福。这是什么呢？

中国可诅的士大夫文化之特殊的一点，是那通过了很长久的历史，有很广大影响的，表现于文字语言的“卑劣阿谀”。这可以简括的称之曰八股精神。卑劣阿谀的言行，当然是古已有之，这是专制时代廷臣惯用的手段，没有什么特别，若其特别发达成为一种艺术，则只是在中国总有，我们不及详细统计调查，大概可以说是兴起于唐代，至宋而成熟，经历明清，乃益进于精微，以至今日，发达尚未有已。这是以科举制度为体魄，道学精神（三纲主义也即是“儒学”）为灵魂，至少经过一千年以上，吸收日月之精华，人类之精气，生长存一种怪物，最初因环境而产生，末了却反客为主，随时随地都能主宰环境，造成时势。及士大夫蜕化为知识阶级，这物事亦由土八股进化为洋八股，势力更是浩大了。知识阶级都是些博士学士以及社会贤达，不复是秀才员外了，而洋八股的面貌也改了，成了各种新策论，都是梁任公式或胡博士式的上好文章，有些是漂亮的白话文，新式标点，许多新名字，夹杂着些英国字，形式上好看多了，可是内面的用意，还是同旧时一样，多是些“卑劣阿谀”而已。洋八股的名称虽是促狭一点，可是真起得好，听说系出于吴稚晖手笔，吴老头儿究竟可佩服，这个名词总是不朽的了。

康有为《戊戌奏稿》

前几时读过康有为的戊戌奏稿，觉得也很平常，（在那时候能够说，所以也就不容易），而且民国以来差不多也都已办到了。可是成绩并不好，这便是说没有效验。照他的意思说来，中国假如这样一改革，就可以立刻兴盛起来了，他这话并不能算怎么错，我们自己来想想，觉得普通国家应举办的新政本来也就是这样而已。然而事实上并无效这是什末缘故呢？一样样的新事情，到了中国都歪曲了，似是而非的变了样了，换句话说，这便是都八股化了。八股只是象征的名词，并不单指那狭义的应试的诗文，大凡一切书桌上的史论策论，翰林御史的奏疏，时务条陈，报张论说，名人讲演宣传文字等，都包括在内，主要的特点是没有宗旨，不负责任，不讲实际，只唱高调，揣摩风气，投机取巧，迎合权威的意旨，正合秀才迎合试官一样，或者还过之无不及。他有陈年土八股做底子应付转变，层出不穷，可以谈新学，做右八股或做左八股，甚至于能做反八股的八股，技术高明到如此差不多就无法对付，反对者终于失败，势必被他笑口吞下去而后已。从前有一个笑话，说一位京官外放，去向座师辞行，座师是个很方正的人，对他说道，地方官不容易做，你要好好用心。他答道，门生预备一百顶高帽子，逢人便送一顶，可以应付过去。座师不悦道，你这不是正当的办法。他连忙答说，老师这样方正的人，世间那里会有，门生也怎么敢送呢。老师听了欣然意解。门生辞出后告诉人道，我的帽子现在只剩了九十九顶了。这个法门便是八股似的，也即是所谓卑劣阿谀之巧妙的具体化也。

这种高明的八股化的技术，假如只有科举时代的士大夫知道而且会得应用，那就好了。现在科举早已废止，制艺与试帖的名称差不多已经少有人晓得，这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可是现今知识阶级即是士大夫的儿子，社会环境还是依旧，呼吸着同一的空气，他虽然不会得再做破题起讲，去代圣人立言，但那一套技术却是于无意中也学会了，有如一个小孩子不管他是甚么籍贯，住在一个地方跟着保姆和小孩玩耍，自然就学说那一种语言，这本是极当然自然的事。还有在城市周边混着谋生的老百姓，无论出身如何，也会受了社会的重[15]习，懂得一点儿，虽然因为不大高深，所以常不免为士大夫所败，因此也为他们所讥笑。最好的例是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阿Q原是做短工度日，一半因为懒，因之生活更加困难，便出去偷点什么小东西，这也罢了，可是他又会去假革命，论阿Q为人他的思想原是正统的，他平素痛恶那假洋鬼子以及革命党，他还看过杀革命党的头，但是他后来也来革命，这正是八股好手的一着，投机是也。正传里说阿Q想到那静修庵，要去革老尼姑的命，及至走到那里，总知道秀才和假洋鬼子已经早已来过了，于打碎万岁龙牌之外，又革去了一双佛前的铜香炉。这里可以证明阿Q与秀才假洋鬼子正是老同道合的一夥儿，只是迟了一步，在知识阶级的面前失败了，根据优胜劣败的原则。那是无可如何的事，唯其同为一派的同志则总是无疑的了。在乡下种田的农民，少有接近城市的知识空气之机会，也就缺少这种本领，例如《故乡》中的闰土，便是好例，假如不是他的儿子做了文童，或是进了中学校，给他一个员外的身份，他也只好终身愁眉苦脸的过他愚民的生活，别的大事业，是没有他的份的了。

说到这里，事情又有点不好乐观了。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说明事实与缘由是如此，其结果如何在“笔者”是不能负责的。西洋人士常批评中国人的无能与独裁，他们说出事实却不知道是何缘由，这岂不是也是我所说的前半么？要改去这科举道学合成的毛病，心理建设固然也好，但单是个人的自己省察和努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须得认清病根，对于社会环境加以急剧的变更，有如割疮毒一样，这样总能发生效力，但那个已不是在我们所谈的范围内了。古人有言，为治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现在的言只要如医生诊断开脉案，此外须得去行，多余的言即使不发生八股气息，也总是不必要的东西，可以不必多赘了。

（原载《聚星月刊》年9月15日复刊第2卷第3期，署名东郭生）

新文学的缺限

近来看到美国派赴日本教育团报告的译本，中文名为《东方白》，据译序上说，“其理由似颇明显，已无申述之必要。”这报告书原本是美国为指导日本教育之改革而起草的，但诚如译者在跋语中所说，“今（中国）学制之躯壳虽同于美国而教学与实际行政管理等情形，不少尚与日本相似。”所以此项方案“对于东西教育文化以及思想政治，可以发生重大影响。”所谓东西，译者的意思当不单是指日本，大概中国也包括在内，这样说来该报告书诚属大有关系，大家似乎值得一看。不过我对于教育以至政治都是外行，所以只走马看花似的翻了一遍，即感到的是这一团美国人不愧都是绅士，意思当然是很好，态度特别和平，没有一点儿胜利者的样子。这一点似乎也正是可以给我们东亚做模范的。我看到第五章成人教育，在公共图书馆项下，有一句云，“日本文学中一个缺限为儿童书之比较的缺少。”这简短的一句话却使我愕然了。日本儿童书比较的缺乏，这与我们不相干，我所想到的是中国的情形怎样？儿童书缺少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值得来费点工夫想一下的了。

美国教育团报告书中屡次申言儿童之重要，如发端一章中即云，“吾等最大之希望实在儿童。”又第一章日本教育之目的与内容结论之末云，“以上所言种种，溯其源，均在一个单纯的认识，即儿童在每一国家。所占地方，至为重要故也。我等不惮一再申言，欲有以启发其心智，诚以日本之儿童正如他国之儿童一般，尚未有机会为自己陈说，而必有待于若干代言人，为之一申其应得之权利也。”以我买椟还珠的外行办法看去，这一点正是全书的精华，或者也可以说即是所谓东方白之所在吧。

我们中国有儿童书么？我觉得不能答应说“有”。玩具花纸游戏歌谣故事，这些东西原是“古已有之”。无论在什么阶级的社会里，对于儿童的爱怜永久存在着，各民族都是如此，不过那只限于家庭父母，我们上下文化四千年来也还未曾轶出这范围一步，玩具等的存在则只是同教科书和文具一样，以商品的性质出现，为的是钩取小儿手中的压岁钱，并没有嘉惠的意思含在里边。小孩自己做的幼稚的玩具，或是父母杜做的物品，这总可以说是有真情的东西，正如歌谣故事不知其起源如何，由祖母姑母凭其记忆，重复申述，以娱小儿，固非创作，而懊咻受抚发于自然，则自与说书卖艺者不同，此所以可贵也。但如以此为例试问我们有以此种情意写成儿童书，即是以祖母姑母历来传述歌谣故事的那种态度写成文字绘为图画者否，即使去翻查集成，甚或求之于四库全书，（这是世俗所尊重以为了不得的东西）恐怕亦终于无有。小时候看过酉阳杂俎，只记得诺皋记中记有旁[16]和吴洞的故事，一直很是佩服段成式，他虽是宰相的儿子，喜作华美的诗文，却能记录一二古代边地的童话传说，真是十分难得的事，虽然他的动机由于好奇，不是为了儿童，但在千余年前的唐朝人，我们岂能苛求呢。下来直到明朝，理学家吕绅所编《拟小儿语》一卷，采用儿歌而加以改作，已非本来面目，但其意则尚可取。直记歌谣原文的，据我所知只有清初郑旭旦的《天籁集》，共收有四十八首，都是江浙地方的儿歌，各附批评，盖当作文学去看，可谓破天荒的见解，大概亦是本于冯梦龙金圣叹的主张吧，嘉庆时商嘉言题其集云，两间自天籁，千古乃童谣。这一小册虽则亦非以儿童而编，如称之为儿童书，或者庶几无愧乎。

周作人手写《天籁集》（局部），年作

自从新文学发生以来，不但文字革命，便是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儿童与妇女的问题，都受了外国的影响，有些新的观念发达起来，这情形自然应当与以前有点不同了。再说没有儿童书，似乎也多少与事实不符，试看各书店目录上不是堂堂登着这一类的书名么。即使美国人要说，也当如教育团那么的说，“比较的缺乏。”决不能简单的说缺少了吧。这里我不想有什么主张，因为书目我的确亲眼看见过，虽然书却看见得不多，便是吝啬买得没有多少册，看了也不怎来觉得好，这自然是由于个人的私见，智者见智，愚者见愚，算不得准，只是自己作准罢了。俗语虽然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又有的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我们似乎也不好太取谦退的态度，以他人骑马我骑驴为满足。那么我们且回过头去看世界上有什么好的儿童书及其作者，家庭故事集的编者德国格林兄弟，创作儿话的诗人丹麦安徒生，昆虫记等书的作者，法国法勃耳，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与镜中世界的作者英国凯洛耳，这都是天才的专家，不必说了，又如英国作者格里佛游记的斯威夫忒，鲁滨孙漂流记的狄福，金河王的拉斯金，水孩儿的金斯莱，宝岛的斯梯文生，乃是文人的兼业，别国的文人也不难办到的，可是我们也还没有。日本只有旧文人中砚友社的岩谷小波，编译世界童话集共一百种，编录日本童话传说各若干篇，用现今的眼光来看，成绩不能算好，新文人中有夏目漱石的门人铃木三重吉，由小说家转为童话家，近来三十余年，一直努力不断，但是现在的成绩算起来的结果是“比较的缺少”。中国新文学兴起前后总有三十年，时间不够，人手不够，这方面的欠缺正是难怪的吧，不过人家原谅则可，我们自己满足或认为当然则不可，这里要紧的是文学家的自觉以及自勉了。

容我不客气的说一句，文学革命的情形正如中国的革命一样，只换了一个朝代，单把正朔服色改变了。文体，句读，行款，以至主张，口号，全都换了样子。可是重要是一点还是仍旧，它还是以知识阶级为对象，知识以外的是一半抓不到手，也并没有意去抓。旧文学是士大夫做给士大夫看的，新文学则知识阶级做给知识阶级看的，二五等于一十，同样的可以说是限于同阶级的。对于儿童与妇女的生活的关心一向不大看见，这与旧文学时代无甚差异——新文学里有什么写儿童生活的作品我想不起来，涉及性生活，特别以妇女为重的，也几乎没有，这真是奇异的事，旧日淫书，固然很坏，但书中有做起讲之意的倒也并不是没有。至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描写的似乎不少，却也流行不到民众中间去，他们还只是劳材而不是读者。中国新文学照这样下去，即使成绩斐然，而总有一个缺限，它与儿童隔绝，与民众隔绝，只在知识阶级中间相互交换的阅读，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但是话说到这里，又须得说回来了。中国文学与儿童隔绝，与民众隔绝，固然要使它的生机阻遏了，但这却并不全是文学者的责任，他的责任或者也只算一半吧。那么那别一半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这可以说由于文学用语及口语之不发达的缘故。这所说的两件事，实在还是一件，因为用语之不发达，其原因即在于口语之不发达。中国现今所用之语体文（现代的文学用语）除若干欧化句法及新名词不计外，其成分以文字能写出的普通官话为主，来源有于明清以来的通行说部，可是比较京旗人所写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又少用土语，却进于镜花缘儒林外史一流的文章，这本是江南人说蓝青官话，明白好懂，方言份子自然极其稀少了。我们知道，作为彼此交换意见的工具则普通话原极有用，而复杂细致，表情达意之力，又不如方言为大，只是方言既难记录，又不通行，所以不得已只好以普通话为写文章的工具，在根本上原来是有缺限的，此其一。方言的表现力虽然比普通话为强，但它本身也不够发达，有些较高深的意义表达不出，又不得不转达过来求助于普通话，所以即使要用方言来讲述一件新的事情或思想其用语势也弄得混杂不纯粹，非只懂方言的人所能理解，此其二。现代知识阶级的中年人大概都会得说一种本土的方言，可是方言（即使是纯粹的方言）这里边也多少有阶级存在，并不是一句话可以上下通行，传达同一的含义，因此会说老百姓那样的言语，和老百姓能够讲大篇的道理或故事的，恐怕很难得其人，再不必说怎么去写下来再给他们看去了。不能写是一件事，看不懂，与无力看，即是没有买的钱，又是一件事。总之这不是文学家不关心，不肯给他们写，所以这不是文学家的责任，而是由于别一种困难的事实，可是这个困难问题，如没法解决中国新文学无论新到那里，结果还只是知识阶级互相传观的同人杂志的文字，虽然也可以繁荣着，却无多大的生活力，始终是一个病身的近视的青年，不能成为工作与思想并发达的壮健的劳动者。

关于儿童，问题也大抵与上边所说相同，却更加了一重困难，即是儿童有年龄的限制。儿童的心理与语言，都是重大的课题，大人们须得用心去学习和了解，这样才可以去同儿童说得话，像现在的那说法只可算是大人的独裁的指挥，有些固然都被儿童视为不可抗的压迫，便是好意哄弄的话也会违反儿童心理，看做愚蠢与不诚意，瑞士心理学家波都安在所做描写儿时情景的小书《心的生长》中，曾给我们很好的例证。外国最好写儿童书的人，如安徒生与法勃儿他们自己是到老仍有童心的诗人，那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凯洛耳是个教士，平常和大人们没有多少说话，可是同小孩们却很要好，在两本爱丽思之外，还出版有一册和儿童的通信集。这些固然是理想，但如司梯文生等，则平常也总是可以努力而至的。现在困难的事情是：假如说写的人是有了，但是怎么写，这就是说用什么文体来写。自然这是白话文，但现在的白话文并不是白话，还是上文所说的普通话，写下来不能很灵活，还有一层，这是用汉字写的，又是不容易说。不容易说这一件事，在老百姓看来也是一样，但是假如中国弄得好，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受教育，只要有可读的书，等学会了识字再来读也未始不可，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话拿来应用于老百姓正是不妨。儿童则不能那么等待，虽然学术上儿童要算到二十岁以上，平常则只能以小学为限。所谓儿童平日的界限，大概亦是如此，过此以往照例要归入青年里去了。平常儿童六岁上学，大抵总要到八岁，总识得些字，可以看点浅近的书。可是有好些儿童的文学，特别是歌谣以及初级的童话，都得在更小的时候总有兴趣，好像是初级教科书，有了那些做底子，这总对于别的许多东西会生兴味，接着再读，会得欣赏。在那幼小的时候却是没有读的能力，等到认识得字却又过了时候，不是领会这种歌谣故事的年龄。古代有孝子叹息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儿童的不幸，也有点儿相像。用注音字母写了读小孩自己能读，或是父母念给他们听，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这里也有前提，必须家庭有适当的教养，乃能教注音字母给幼儿，或者对于儿童文学有点理解，总肯耐心去读这些幼稚的话给他们听。——这所讲的话题本来没什么错，但想起来也是书房中的过虑，我们如看街头的现实，有那许多小孩肯费钱费工夫：不怕读字的困难，耽读那些无聊的小人书，（其实这名称倒很好，较比儿童书更有意思）便可以知道现在儿童也尽有读书的兴趣与力量，只要有书，这自然是要好的书，不过既然没有或是不给，那么他们自然只好求之于街头摊上了。我们看见他们那么贪馋似的，在看无聊的小书，正如在垃圾堆里捡山薯皮的一般，仁人君子希望会得发出一点慈心分割创造大作的时间来给小人们写点较好的东西，不能像牛奶鸡蛋似的滋养品，也总可以比山薯皮好得多。上边所谈的理想办法，必须有社会改革为前提，总能成功，只可暂时搁起，现今的问题，只是要有人，勉强在当今环境下来努力，供给些好的资料，这是现在中国文学的责任，同时也就是它生路之所在。文学如在儿童隔绝，与人民隔绝，这乃是没有明天的文学，我们希望新文学能够保留这条生路，不要让他断绝总好。

现今的一切文化，如果儿童和人民绝缘，那是一样的没有明日，只是一个文化集团的同人自相娱乐的东西，固然于人间不无价值，但此后大家所应努力去做的，并非继续此种工作，乃是从事于以儿童与人民为基本的，能生长的更大的文化，学术以及教育等种种事业常有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者，其事固亦难能可贵，但如仍只有利于知识阶级而未能更有广大的影响，则如上文所说，还是事倍而功半，牺牲大而利益小，照商业上说是赔本，这正是一种应当知道懊恼的事情吧。

三十八年一月

（《聚星月刊》年1月25日复刊第2卷第7期，署名东郭生）

注释：

[10]“縣郭”二字，通“悬鹑”。

[11]此字漫漶不清，形似“绥”，疑为“终”。

[12]此处“意”，当作“音”。

[13]此处“极”，当作“集”。

[14]此处“闻”，当作“鬭”。

[15]此处“重”，当作“熏”。

[16]原刊缺字，应为“?”。

（辑录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图片来自网络）

版面

王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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