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华文学乡土的民族国家精神

文学“乡土”的民族国家精神

——新世纪湖南西部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文/郭景华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湘西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湘西长篇小说创作的主题，贯穿了家园记忆、政治权力文化反思和底层书写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地域文学中的生动体现。通过对湘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扫描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湘西文学创作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世纪；湘西文学；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进入新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时序更替，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一些促使文学必须完成自身革命的社会时代变化。从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有管理体制方面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改革，也有作家自身和文学创作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和选择。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造就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骚动之后，中国作家们“大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创作心态，所以虽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仍然不免要受读者市场乃至大众传媒的影响，但较之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窝蜂地涌向市场，却少了许多盲目性，而增加了许多自觉和自主的意识。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和艺术表达方式乃至文体和风格的追求方面，作家的自我定位一般都比较明确，大都是本着自主的选择而不是追随市场的潮流，因而像90年代出现的那种一浪接着一浪的创作‘热’潮现象不复出现，这表明作家的创作主观能动性已大为增强。”[1]如果再把视野放宽一些，我们还可看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中国作家们还得逐步接受全球化、网络化的挑战。那么，作为在年代和年代就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精彩华章的湘西文学创作，在新的世纪到来以后，能否再创辉煌，实现对前辈作家的超越？在艺术地掌握湘西世界的文艺符号表现行为中，湘西文学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想象共同体”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旨所在。本文想就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做一番巡礼，通过检视一些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描述当下湘西长篇创作的大致整体风貌，总结湘西作家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地域文学经验，发现湘西作家在湘西文学创作中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国家精神，为我们重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些借镜意义。

一、历史记忆：湘西长篇写作里的地域历史文化图景

任何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与其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风民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促使地域作家总体风格的形成。同时，地域文学的写作又加深了人们对该地域的总体性印象，强化后来的作家在继承前辈作家创作传统时刻意去凸显了那些地域文学所谓的“成功”风格特征。封闭、野性、雄强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年代湘西书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年代，一部《乌龙山剿匪记》的电视剧再次激发了中国观众对20世纪中期发生在湘西地域“匪事”的历史想象，鄙陋、狡诈、凶残是“湘西土匪”在影视剧里的主要特征；晚近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休闲旅游开始流行，在表现湘西文化的文艺作品里，湘西的血性暴力主题有所淡化，而展现神秘的湘西民俗风情的文艺作品开始流行。可以说，在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版图的绘制中，“湘西”已变为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符号。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以鸿篇巨制来全面反映湘西历史，表现湘西民俗文化的长篇小说创作，便应运而生。在新世纪后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队伍里，除了早先在年代在全国文坛就已爆得大名的王跃文、向本贵继续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还涌现出田耳、于怀岸、邓宏顺、刘箫、蒲钰、李怀荪、黄光耀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这些湘西作家以他们的丰厚的创作实绩，有力地表现了新世纪湘西文学创作的强劲。具有远大写作抱负的湘西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让新世纪以来的湘西长篇小说创作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新世纪以来湘西作家们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达40多部，其中王跃文的《苍黄》（）、《爱历元年》（）；向本贵的《凤凰台》（）；于怀岸的《巫师简史》；田耳《夏天糖》（）、《天体悬浮》（）；邓宏顺《红魂灵》（）、《贫富天平》（）、《天堂内外》（）、《铁血湘西》（）；蒲钰的《我还活着——一个湘西土匪的自述》（）、《脑袋开花》（）；李怀荪的《湘西秘史》（）；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刘箫的《筸军之城》（）；黄光耀的《土司王国》（）等作品曾引起过相关论者的评论，但更多的湘西长篇如江月卫的《女大学生村官》（）、《回不去的故乡》（）；蒲海燕的《高考来了》（）还未引起文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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