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亮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

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

文/余宏亮

摘要：建构教材学是教材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当下诉求。考释建构教材学的基础，现代教材研究发轫于清末新学教材分科编译滥觞之际，历经萌生—勃发期（—）、多元—活跃期（—）、规整—跌宕期（—）和复苏—繁荣期（年至今）的积淀，支撑教材学独立的资源平台、学科要素、运行机制日趋完善。推展建构教材学的逻辑，教材学是教育学的支撑学科，其学科特性源自教材的复杂多变性与话语博弈性；教材学研究教材现象与规律，可按基础性、应用性、学科性、交叉性、比较性划分学科谱系；教材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指导教材编创、教材教学、教材评价是其核心功能。筹划教材学发展的方略，未来尤需推动教材理论的问题域转换，建构教材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开掘教材立论的学科化进路，增强教材编研的制度性保障。

关键词：教材学,问题域,方法论,学科化,制度化

作者简介

余宏亮，博士，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刊社副社长、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副秘书长。

目录概览

一、通向根脉：建构教材学的基础考释

二、转向背后：建构教材学的逻辑推展

三、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方略抉择

教材，又称课本、教科书，是按照国家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编制、系统反映并分级呈现学科内容、支撑学校师生教与学活动的文本系统。从战略层面看，教材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国防”，是传承文化知识、培养时代人才、维护价值导向、赓续社会规范的精神媒介和物质载体。它既可以将社会、国家和世界导向自由、平等与和平，也可以导向偏见、歧视与纷争；既承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当下的缩影，也形塑国家、民族、家庭、个体的未来。从实践层面讲，教材的内容创编依据课程标准、规制教学过程、导控考试评价，结构编排统筹横向的学科、课程关联与纵向的学段、年级衔接，实践应用兼顾知识的逻辑序列、学生的心理顺序以及教学的授受规律。以此观之，教材研究，兹事体大。这里，笔者提出建构教材学命题，旨在开掘教育学分支学科的论述疆界，尝试建构教材学的学科谱系。鉴此，有必要本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探讨教材学的学科范畴、推展逻辑和实践方略。

一、通向根脉：建构教材学的基础考释

要考释教材学的立根之基，破题之要在于以勘察教材研究的历史方位、透析教材研究的阶段特征、检视教材研究的条件积淀为基础，梳理与发掘我国教材研究思想萌生、发展与兴盛的历史源流。

（一）现代教材的研究起点发轫于清末新学教材分科编译滥觞之际

较之程度模糊、分量主观、方法随意、内容笼统的古代教材，现代教材依学制、按学科、分年级、从课标、配教法进行编辑研制。纵观现代教材发展史，实践先行、理论滞后是其鲜明印记。究其缘由，一则是教材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因年代久远、卷帙浩繁、损毁严重而抑制了研究的视野和质量；一则是教材研究或因“教材是经典是圣经”只需承领记诵而“不能”研究，或因“教材是小孩科的事”过于微小而“不愿”研究（石鸥，），或因“教材作为一项工作”学术含量低而“不屑”研究（郭戈，）。笔者以为，教材还因“作为一类特殊文本”极为复杂而“不好”研究。从产生的历时性看，教材化约地择取并有限地承载了人类文明的精华，为儿童的生命成长提供了见仁见智、众口难调的精神食粮；从运作的共时性看，教材全面地关涉并多维地触动了文本背后的权力分配、社会分流和文化分层，这又平添了教材研究的复杂和不易。

正因为源远、殊异、繁难，现代教材研究的起点至今尚未勘定。据考证，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录有“text-book”，译作“要略、简略”（罗存德，）；年我国第一个分级分科编译研制教科书的专门机构“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成立，当时称“益智书会”而非“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页）；直到年黄遵宪出版羊城富文斋刊本《日本国志》，“教科书”称谓才正式引入（黄遵宪，，第—页）。严格来说，现代教材是清末民初新学制、新学堂诞生以后的配套产物。年1月，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要素基本齐全，分册、分级、分科编写，并有配套教授法或教学法，可称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套教科书（石鸥，，第5页）。风气既开，新式教材的文本语言也随之一新。年彪蒙书室创办，用简单文言文和粗浅白话文编印了大量蒙童教材，揭开了用白话文编写现代教材的序幕（石鸥，）。年黄展云等编撰了形式简单、语言平实、贴近儿童的《国语教科书》，尝试用新的形与质践行“文言一致”与“国语统一”，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导（吴小鸥，）。年受聘为民国教育部教材特约编审员的黎锦熙曾坦陈：随着“五四”运动爆发，“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都成了‘正宗货’”（黎锦熙，，今序）。年4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通告：到年冬，国民学校原先采用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以白话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及至年“壬戌学制”颁布，初中教材也都依了“新学制课程标准”，“于是乎教科书大改观了”（黎锦熙，，第页）。据此可定，现代教材研究酝酿于清末新式教材的编译充用，萌生于教材话语形式的白话文转换，勃兴于依学制、按学科、分年级的配套编制，起点可追溯到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年。

（二）现代教材研究历程折射时代变迁而呈现螺旋累进的阶段特征

若以年为起点，我国现代教材研究至今已积逾百年。百余年来，中国历史进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教材研究折射时代脉动，可谓蜿蜒曲折、螺旋累进。关于现代教材研究的阶段，纵贯百余年的划分较为鲜见，这里沿循社会变革的脚步，将之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断面。

其一，变革维新潮流下的“萌生—勃发期”（—年）。检视这40多年，晚清走向终结，变革维新、兴办新学成为时代潮流。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后，新学堂缺少新教材的局面逐步得以缓解，教材编译审用实践中的研究意识日益增强。年白作霖发表《编译教科书的意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第62页），蔡元培《绍兴府学堂学友约》一文鼓励教科书自由编撰（陈元晖，，第—页）；年夏偕复发表《学校刍议》，专论教材编译、选材、体例及勘定（夏偕复，）；年梁启超撰文《教育政策私议》，主张教材依国家所定课目，官纂民纂皆可行用（下河边半五郎，，第页）；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力主教材官方统一编撰。—年，罗振玉发表《教育世界序例》《教育私议》《教育赘言八则》《学制私议》等，集中论述教科书制度及其实施（吴小鸥，）。此后，一批名家发表了颇具影响的论述，如严复《论教学教科书亟宜审定》（），陆费逵《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论各国教科书制度》（），江梦梅《论先行教科书制度及前清制度之比较》（），缪文功《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改良办法》（），梁漱溟《国文教科取材私议》（），蔡元培《教育研究会讨论修订教科书问题的记录》（），等等。此间，《教育世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公报》（）、《新教育》（）等杂志创办，它们的主编或主笔多为教材编者，推出了大量有关教材研究的文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教材研究由教育救国萌生，因创办新学勃兴，主体群星璀璨，内容应时急需，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其二，政权迭变时局下的“多元—活跃期”（—年）。回溯这30年，国内战事频仍、政局动荡不安。即便如此，教材研究仍弦歌不辍，探讨教材取材、性质和价值的著作不断涌现。如周予同等著《教材之研究》（）、张钰编撰《小学教材研究》（）、吴研因等编著《小学教材研究》（）、朱杨等合撰《新小学教材研究》（）、李清悚编著《乡村师范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俞子夷等合编《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以及现代教学社编辑的《小学教科书的改革》（），等等（吴小鸥，）。同期，也发表了一大批教材研究的文章，论及教材历史、编写和使用，如顾颉刚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陆费逵的《论中国教科书史》（）、钱穆的《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金兆梓的《从教科书的编撰说到教科书的使用》（），等等。可以说，这一阶段教材研究的鲜明特征是主体多元、成果迭出、异常活跃。

其三，文化激荡背景下的“规整—跌宕期”（—年）。纵观这30年，教材研究因新政权诞生而骤变，以“文革”为界，前十七年新中国重建新教材并以统一、通用、国定方式迅速、全面、彻底占领课堂。其后十三年“革命的教材革了教材的命”（石鸥，），并逐步实现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伊始，除了短暂应急过渡，此前国统区、解放区的教材全部停用，紧接着国家统编教材陆续问世并覆盖全国，再往后地方教材、乡土教材、实验教材应时而出、竞相登场，这些都给教材带来了全新的叙述方式、文本语言和编撰模式。伴随新政权初定、新学制渐出、新教材创编，之前教材研究的主题、重心和话语发生了嬗变。新中国十七年，教科书编研者在学苏联与本土化、解放区与国统区、革命化与科学化的张力中时常陷于困顿。由于文化思想、知识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50年代初曾引发一场关于教材编写的“刘吴之争”。①有学者认为，这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思想与科学目标在教材编写的原则、方法和指导思想上的重要交锋”（石鸥，，第—页）。从成果看，这一时期专著较为罕见，仅有少量著作关涉教材；论文除去少量的教材使用体会和教学建议，堪称理论探讨的屈指可数，仅有周建人（）、朱文叔（）、王宗炎（）、黎锦熙（）、李乔（）、王汉澜（）、辛安亭（）等发表的寥寥数篇，其中“文革”十年的论文更是难觅踪影。较之此前，这一阶段的成果，无论在广度和数量上还是在深度和质量上均明显不足，强意识形态和弱理论探索是其深刻烙印。

其四，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复苏—繁荣期”（年至今）。后瞻这40多年，改革开放激发了各领域求变求新的思想解放。在教材领域表现为“一纲一本”统编通用制度的复立、“一纲多本”适度竞争机制的推行、“一纲两策”②统分结合举措的实施。这些制度化变革使得教材研究的视野、主题、力量、成果全面拓展（石鸥，；张铭凯，靳玉乐，；余宏亮，；张学鹏，；何东，；张芬芬，）。据统计，年仅有4篇论文，年人教版第五套教材全国通用后，年激增到篇，此后一路攀升到年的篇；教材论著增至19部，以语文学科和教材管理居多。受“一纲多本”制度促动，此后教材研究再掀高潮：论文方面，年激增到篇，其后在此高位持续增长，年破千篇；可喜的是，硕士论文年首现6篇，次年增至13篇；论著方面，年达到31部，主要涉及教材历史、概论、实验、改革、文献等论题。进入21世纪，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基于课程标准的教材开始涌现并普遍应用，再次点燃教材研究热情，各类成果竞相迸发：硕博论文喷薄而出，年31篇，年破百，年破千；期刊论文节节攀升，年突破篇；教材专著全面开花，年超过部，且从单本化向丛书化转变。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以及石鸥、洪宗礼、袁振国等学者均领衔编著了多卷本论著。同时，黄显华、高凌飚、史静寰、傅建明、毕华林、孔凡哲、李长吉、曾天山……的教材专著陆续付梓。总体来看，这些成果科际融通、视域互补、理实兼修，构成了一幅趋于完整的教材研究图景。

（三）现代教材研究的积淀表现为学科资源、要素、机制日趋完善

内在的理论生长固然重要，外在的条件建设亦不可或缺。历经百余年积淀，我国教材研究的资源保障与体系框架日益完善，为教材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一，支撑性资源平台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教材研究走向繁荣，得益于期刊、课题、文献的专业支撑。期刊方面，当首推人教社年创办的《课程?教材?教法》，它以“总结和交流编辑教科书、使用教科书和改进教法的经验”（《课程?教材?教法》编委会，）为宗旨，集中刊载课程教材理论成果、持续引领教材教法创新。除其以外，在年以前，《人民教育》《历史教学》《教育学报》等刊发的教材论文位居前列；进入21世纪，《教学与管理》《语文建设》等后来居上（张学鹏，）。特别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年设“教科书研究”专栏，发文量和影响力稳步提高（张铭凯，靳玉乐，）。年我国台湾编译馆创办《教科书研究》，年首都师范大学创办《教科书评论》，两者专注教材研究，影响力日渐扩大。近年来，《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也更加

转载请注明：http://www.bixiongs.com/lwyj/70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