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51期肖文明没有理想主义

时常有人问我：究竟要不要以学术为业？要不要读博士？要不要做学术？其实这些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案主自己。做学问不仅是一份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如果你能够坦然地将读书、写作、授课等视为自己生活的日常，并且能够从中获得乐趣甚至是享受，那就去读博、去做学问；相反的，假如纯粹是因为博士这顶帽子，因为大家都觉得硕士之后应该读一博士，或者因为没有深思熟虑地找工作而“顺其自然”了，那么，这个博士读了之后，多半要后悔。

如果一旦笃定要走学术的路，那就义无反顾吧，别人的评论不足道也——不管品评者有没有读过博士，这世上的路都是要自己走的。路好不好走，只有脚知道。做学问最大的乐趣，其实来自做学问本身，来自那种浸淫其中的纯粹感。说来有趣，人类的教育是希望通过系统的知识，让人们变得日益成熟、多元和复杂，但是纯粹感的获得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纯粹感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情感，它需要简单，需要沉静，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一个相对刻板的时空与结构中，让生命及其投射的对象自然而然地绽放出火花。

本期嘉宾是“期过半百”后的第一位分享者，他来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上次去博雅学院办公室，体验很不错，一些年轻的教师共享一间办公室，人均面积不大，但却极有读书的氛围，接触的几位同辈学者也都一副读书人的面孔。坐在书桌前，让我很愉悦。收到肖文明老师的文字，认真读了多遍，感慨颇多，就多写了几笔。让我们听听肖老师的分享。

肖文明，年生，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国的现代转型。曾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承蒙石头君的邀请，很久之前就答应写点关于博士论文的体会，但一直未能交稿，碰到石头君总有种碰到债主的感觉。这次总算把它写完了，下次要碰到石头君，就可以坦然多了。这篇文章，我拖拖拉拉，写了很久；但拉拉杂杂，又写了很长。这“久久长长”的文章，希望能有那么一个片刻和片段，对仍在为博士论文奋斗的朋友们有些许帮助。

我们今天常常强调要有问题意识，评价一个学者或者一篇博士论文，往往问的是，这当中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尽管这已经是学界常识，甚至是陈词滥调，但再多的强调似乎仍是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不是一种表面文章和装饰，而构成一篇文章的灵魂与枢纽，是文章叙述的那根主线。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和未来的“青椒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着来自市场化和科层化的双重挤压压力，学术那一层理想主义的气息和玫瑰色的光韵，或许也会渐渐消褪。学术是否依然是一项值得去过的生活，对于踏入这个领地的年轻人来说，是一项真实而急切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是否依然葆有我们的问题意识，它是否依然催促着我们继续前行，会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倘若我们能够“不忘初心”，那么我们仍可“继续前进”。

就我个人而言，我原本应走上一条“数目字管理”的道路，读硕士时转行学习社会学，是受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意识的激发，并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一些思考。我大一时阅读当时风行的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又译《中国人》），很喜欢林语堂所呈现的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气质，但与自己看到的都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照，发现那种传统中国人的“闲情雅致”的情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种乡愁，另一方面也对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很感兴趣。因此，在课余时间陆陆续续阅读黄仁宇、钱穆和余英时的作品，而钱穆的作品对我影响尤深。

我记得余英时曾指出，由于诸如科举制的瓦解等种种制度的变迁，儒家文化无所附丽而成为“游魂”，这很形象而精炼地指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处境，至于其将来能否“魂兮归来”则仍是未知之数。另外一方面，由于我生长于江西吉安，这个地方宗族文化非常发达，耳濡目染，对于宗族组织、儒家文化与传统中国生活方式，有种朴素的认识。但我也很清楚，这些宗族组织也是在发生变迁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去亲戚家拜年，乡间马路旁矗立着一个白墙的祠堂，而祠堂正门上面有一个闪亮的红星，踏入祠堂里面，看到一个介绍，发现这个祠堂还扮演图书室的功能。祠堂、红星与图书室，这些叠加在一起，颇有种历史的参差感，也是让人迷恋的地方。

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些，可能并无条理。但基于一种后知之明来说，我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或者社会学常说的“现代性”的问题，很感兴趣，在这种兴趣中又杂糅着对现代性的朴素批判意识。出于一种“温情与敬意”，我很关心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而这一文化变迁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性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一种纯粹的哲学或者思想的讨论，余英时“游魂”的说法和宗族组织的意象，提醒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对文化所依附的制度与组织的讨论。好了，这就可以关联上我的博士论文了。

二、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于年1月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未完成的文化霸权：国家理论视野下的上海大世界，-》。很惭愧，由于种种原因，此文尚未修改成书出版，希望在这一两年之内能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题目大概也可看出，我的博士论文是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以下简称上海大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的时段是从到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之间的这一个时段。

另外，我是基于国家理论的视野（更具体地说，就是斯科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观”）来分析这个研究对象，或者说，国家理论是我的论文的理论框架，而对大世界的个案研究，是指向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我现在更倾向于用“文化领导权”这个译法）这个论文主题，而文化霸权的前缀“未完成的”是一种定性与描述，也透露出论文的某些基本观点。应该说，这个论文题目对于论文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有较为清楚的交代。至于更具体的内容，我后文会再细说。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说来话长。如我前面说的，我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很感兴趣，但基于社会学的倾向，我们往往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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