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与启示试析工商经济变迁对沙市城市发

编者按：今天转发一篇关于沙市的论文，篇幅较长，但其内容看得出来，作者是下了功夫的。关于此文，有几点粗浅的印象：

①资料引用不少，理了时间线。

②通篇好像沙市是自己单独存在的，有点像以沙市为本位的同心圆史观。

③对与江陵之间的关系没有阐述，或者缺乏资料储备，或者有意掩藏了。

④文中可见作者意在强化、突出沙市商会的自治作用，弱化江陵县衙门的效力，甚至是抹掉。

总之，这是一篇有很强个人立场与观点的文章，值得有兴趣的朋友阅读。

〔摘要〕中国城市发展历程经历了由古至今的一个多层次历史演进过程，特别是唐宋以来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变革，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经济因素逐渐成为核心要素和主要前进动力。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来自西方世界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城市发展产生了加速的形变和结构转换，特别混杂融合了各类传统与现代中西方经济文化要素，从而构成当今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城镇（市）作为以商品交易为中心职能的人类社会群体聚集地，其工商业市场的迅猛崛起促进了城市骨架——市政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城市血肉——商品经济的流通发展，并为城市文明体系的自我革命、升级、不断进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伦理基础。沙市作为长江中游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商埠，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地理条件，一度成为长江沿岸腹地乃至中国内地举足轻重的商业都会和区域经济中心，作为历史上的古老商业市镇和建国后曾经的全国明星城市，其工商经济本身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成为其城市外在形态和文明内涵不断蜕变更新的源源动力。随着对沙市城市经济文化变迁史这一历史财富的发掘，可以对一个城市历史文明脉络的修复和重新构建发挥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并对现在及今后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也必将有着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沙市；工商经济；变革；市镇；城市发展

沙市古称津乡、江津、沙头，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楚国都城外港，伴随着长江不断改道向南迁移，原本的长江河道干涸淤塞，河道底部沙滩逐渐暴露水面之上，在这些沙滩滩头之上慢慢出现了有人类聚集的生产生活社群聚落，并因为濒临长江水运方便，逐渐开始形成新的滨江码头，如此一来就为人员和商品通过水运进行流通和交易创造了便利条件。久而久之随着商业交易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常住和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沙市（沙头市）就从最开始的自然野生交易市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正式行政区划——市镇。按照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两位巨擘——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主导的唐宋变革论：唐宋以来中国历史由中古进入近世——唐是中古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这场社会变革在经济体制层面发生巨大变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商品经济和交易市场开始自发性地加速发展，并直接引发社会各阶层人士思想价值观念出现重大突破，间接推动了华夏文化文明体系的进化，从而最终促成国家体制的变革，特别是国家对商业的重视程度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市镇是工商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存续的主要载体，其本身不仅仅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单元之一，还是后世出现的新型现代城市的雏形。在工商经济的不断推动下，城市能得以持续生长壮大，反过来不断进化的城市制度体系又能反哺经济的发展，由此进入双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直至20世纪末期以前，沙市的经济生长和城市发展轨迹也同样遵循这一历史客观规律。

一、唐中晚期古代荆州城市经济格局之变动

中唐以后关厢和草市发展的影响。唐天宝十四年（公元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直接终结了盛唐，随后的藩镇割据又造成北方社会的持续动荡，大量人口被迫南迁，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又《资治通鉴》所载：“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1]由此可知人口的增加是荆州地区的经济趋于繁荣的重要基础。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墙之内以传统“坊市制”为基本制度体系的的公共空间已经不能满足民众居住生活和市场交易的需求，因而在城内的城厢不断发展的同时，靠近城墙城门外的关厢和城池周边近郊的草市由于往往具备更加有利的交通地理条件——通常有水运码头的便利或者处于驿站交通线的十字路口，在此一时期开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相对于城内城厢的“官市”，关厢与草市这种自然产生、野蛮生长的非正式民间交易市场由于受行政权力约束较少，更能发挥自由市场之精神，更加符合交易者的利益追求因而更受亲睐。中唐以后，这种以城池内“坊市制”为代表的旧城市体系的松动瓦解，并向新兴区域扩散转移的过程，为市场及经济中心的转移和新型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种城市体制的转变，是唐代作为最后的传统古典国家体制走向终结，并促成未来新型商业财政国家诞生的变革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由中古时代迈向近世的开始。

沙市肇起于唐宋变革之世。唐宋变革之世于城市革命而言，发端于唐之关厢草市，成型于宋之市镇。中晚唐时期，江陵城外众多草市中，沙市的地位可谓独树一帜，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为彼时荆州地区经济规模最大、也是区域地理位置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以“沙头市”为名，称沙头、沙津，最终定名为沙市。唐代不少文人骚客都曾对沙市的商贸繁华用诗文予以吟咏称赞，如元稹有诗云“阗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刘禹锡《荆州歌》云：“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竿上，始见春江阔。”王建《江陵即事》称：“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王建另有《送从侄拟赴江陵少尹》则云：“沙头欲买红螺盏，渡口多呈白角盘。应向章华台下醉，莫冲云雨夜深寒。”从诗文可见沙市市井商贸之繁盛，沙市之所以能通商旅、兴贸易与其先天拥有濒镇大江、临沙驿渡、水走两沙、沟通江汉的得天独厚水运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这里不再具体赘述。古代的沙市商业经济结构，是传统的农商物资转运贸易为主兼有部分手工业的农商贸易经济，正所谓“出处不如聚处。沙市南北通衢，商贩群至。所称物产，生殖者少，茂迁者多。”[2]本地物产不多，全赖各地往来的商贩输送，可以说是沙市彼时商业经济特点的生动写照。沙市也因这种奇特的商品集散交易模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埠巨镇，并将此商业文明延绵千年之久。

二、宋元时期沙市工商经济及市镇体制的发展

沙市市镇工商经济的蓬勃发展。进入宋代，较之中晚唐及五代时期，商品经济更加繁荣空前活跃，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市”“镇”的大量涌现和兴起。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专门撰文对草市的发展特点进行论证研究。[3]宋代的沙市可谓盛极一时，苏轼诗有云：“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早在北宋年间，沙市在商贸和商税总量已超过辖属它的府城（江陵城），熙宁十年（公元年），沙市务的商税额为“九千八百一贯六十五文”[4]，商税额跃居整个江陵府属二十二个榷货场务之首，不仅超过了府城税额，还几乎相当于江陵府其它两场十四务商税的总和，自此经济重心完全转到了沙市。按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国灿先生论述：荆州城虽然仍是政治中心城市，而经济中心却被沙市所取代，元、明、清时更是如此，以致“城中百需，仰给沙市[5]”。[6]而南宋时期的沙市商业从当时的诗文中也可一探究竟，如陆游《荆州歌》云：“楚江鳞鳞绿如酿，衔尾江边系朱舫........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可见沙市当时是舟船汇聚店肆鳞集，一片繁荣景象。另有孝宗淳熙七年（公元年）发生的一场火灾记载：“七年二月，江陵府沙市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7]一场火灾造成了极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但从另一角度也证实了沙市商业繁盛，人口稠密，确为重要商业都会。除此以外，由于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相互战争和靖康之变以后为了抗击金和蒙元军队的南侵，在沙市设置有大型造船场和船坞用于修造巨舸舰船，在满足军事用途的同时，客观上不仅推动了地方水运交通的发展，更通过大型工场的匠作生产模式推动了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原本完全依赖于商品水运转口贸易的沙市经济结构逐渐趋于多元化。针对这种以简易手工作坊为单位和工匠群体为劳动主体，主要从事打铁、印刷、木工、缫丝等传统手工制造业，并形成分工明细的产业分工和聚集规模效应的产业经济现象，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8]根据这一理论，结合古代文献史料记载可知，沙市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进程亦可从宋代算起。这种由传统商业和“原始工业化”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工商经济全面发展，可以看做是一场经济革命，日本著名中国古代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在自己著作《北宋の社会经济》便提出了“宋代经济革命”理论，他将其归纳为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9]通过深入观察这种经济革命内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认为“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10]同理，说明在同一时期沙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反过来说沙市工商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市市镇行政体制建立。“宋朝率先以间接税作为国家财政体制基础，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可持续税收国家，祛除了对劳役制和土地税的依赖[11]；所谓财政国家，就是指一种国家体制能够从市场源源不绝地大量汲取财政资源；[12]宋朝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和复杂的信用工具从市场扩张中汲取财政资源，由是中央视经济发展为急务，采用刺激市场扩张和城市消费等经济政策，堪称早期现代国家的成功典范[13]。”特别是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以后，对金被迫以奉岁币，对内还要养军以自守，财政用度之浩繁前所未有，以致于“南宋疆域，较之全宋时仅及其半，而其国用赋入，乃超出于全宋之最高额。当时学者至谓「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若以追比唐代，征敛之目，所增且十倍[14]。”以半土之国所征税赋却数倍于全土之国，试想若无商税支撑仅靠农税输出，南宋政权早已土崩瓦解。脱胎于草市体制的大批新兴市镇，成为宋朝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网络，市镇作为城市经济的主要载体又是商税税基关键所在，终宋一朝，商税税收高涨和在国家财政总额中占比的不断提升——国家对商税征收总额已经超过传统土地农业税收所得并成为国家财政支柱，这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伟绩，毫不夸张地说，宋朝在经济性质上是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商业经济关乎宋朝国家命脉。正因如此，宋朝必须高度重视市镇——这一新型城市形态政权的管治，在唐及五代时期还是非正式市场和社群聚落的“市”“镇”到了宋朝彻底转正有了正式编制。宋朝对市镇的管理重视程度也是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单一功能到后来不断完善行政体系和建立专职管理衙门，比照原先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县，进行相应的城市功能设置，并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将原本许多属于县级政权的职权下放给市镇，在官吏的职权上也进一步明确监镇——市镇长官的各项管理权限，推动市镇长官由最初单纯的征税官员向地方综合管治的主政官员转变，不仅如此，由于市镇在宋代的异军突起，以至于后期出现了不少强镇升格为县，而弱县被废止降级为镇诸如此类的频繁的行政调整，最终在行政制度层面完成了新型城市行政体系的构建。在明确了市镇的行政和法律主体责任——即完成了市镇社会上层建筑的构建之后，通过进一步完善近世以来的税法、役法、市易法、钞法等经济法规，施行新的税收名目，如“宋代对城市居住者和活动者征税主要由丁税、助役钱、免刑钱、户帖钱、科配、和买、对出入城门的人征税组成”[15]，并配之以创新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如“榷场、市易务、牙行、买扑、会子”等一系列市场交易和金融体系的创造，极大促进了市场的扩张。由此可见，政府所得商税的不断增长，除了行政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和扩大税收管理征收范围的原因外，“商业兴盛与市场发达无疑也是导致商税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16]

沙市现代城市体制雏形的隐现。宋代以前，中国的城市主要是以行政中心为目标，行使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行政中心城市是随着地域和人口为依据的行政区增加而增加的，这类城市可以有一定的发展但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并且这一城市模式已经发展成熟，但它的发展由于并不遵从市场原则总有一个无法突破的上限，因而无法获得持续发展。到了宋代，这类封建行政中心城市的膨胀已经达到了极限，并开始趋于停滞状态，在中古古典城市发展终结的同时，新的城市形态发展历史也开始起步，美国学者施坚雅称这一现象为“中世纪城市革命”。[17]根据施氏的分析，唐宋以来的市场和城市革命包具有鲜明的几个特征：一是放松了每县一市，市必须设在县城的规定；二是官市组织衰落，终至瓦解；三是坊市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四是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五是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市镇。国内学者也研究也趋合这一观点，比如郭正忠先生强调，在宋代已经形成了新的经济都市——镇市，这类城市均以工商业的发展为特征，虽然规模略小一些，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政治、军事城市的突出的经济职能[18]。宋代是中国城市质变的一个分界点，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型经济都市都是建立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城市化必然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因此这类城市已呈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视它的出现为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起点。[19]沙市在宋代由草市类别的沙头市正式升格为沙市镇，沙市镇的建立及发展都符合唐宋变革以来城市革命的轨迹。诚如陈国灿先生所言：“到了宋代，作为经济都会的沙市，终于完成了与政治中心荆州城的分离[20]。”作为中世纪古典体制（农耕文明）的荆州（江陵城）与近世体制（工商业文明）沙市的分离，不仅是唐宋变革之际社会新生事务发展和内在矛盾相互运动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因为它意味着工商业文明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摆脱了农耕文明的束缚，走向历史舞台。这种内在相互矛盾的运动实则体现在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在文明体系内的相互竞争，尽管工商业文明是在发达的农耕文明内部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兴文明，但两者特点特性完全不同甚至相抵触，前者主要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状态，后者则强调生产的细化分工和价值交换，工商业文明相比较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虽然在人类经济文明历史中出现的最晚、初期的覆盖面和势力亦不甚广，但它实际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力顽强，难以被取代[21]。沙市这种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形态的出现，本身就是两宋时期文明的进化结果。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演进方向，即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自足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22]。另外，像沙市这样的商业市镇往往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社会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从唐宋以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信息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沙市彼时独具特点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比如，王建《江陵即事》中的：“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陆游《荆州歌》出现的“峡人住多楚人少”，包括其在《入蜀记》中记载有：“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23]”。这些文字所提到的“蜀女、巴童、峡人、蜀人”都从侧面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近世以来的沙市商业经济活动从地缘环境来说，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立足于内陆水运口岸的商品转运经济，其市场延伸分布于上至巴蜀，下到吴越，北接襄汉，南抵洞庭的广阔区域的贸易网络，相反与江陵城本地乃至周边地域的经济互动联系反倒没那么紧密，以致于客居之民在总量上反超过本地土著，这种依赖于转运贸易所形成的独特商业社会人口社群结构，成为沙市作为外向型、开放型经济体一大主要特征，并作为固定社会格局从近世一直延续到近代，要特别强调的是，农商社会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北宋中叶以后在我国沿海及长江中游内陆口岸地区开始率先出现这种农商并重的工商业经济结构，但一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步向机器生产和市场导为特征的现代化工商业文明加速推进。这样算来，我国农商社会持续了近千年的漫长时段[24]。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之艰难耗时之旷久，这期间虽然曾遭受游牧文明的短暂冲击，但更大层面则反映了我们国家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势力及其文化的顽固性和对新生文明的阻碍压制。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代发展出的经济文化和城市文明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巅峰，而任何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时代背后，实质是由经济、制度、技术等内在动因所决定。而得益于唐宋时代变革和特别是中古城市革命的推动作用，延续至元明清直到近代民国持续的商业文明熏陶，由此形成了沙市自唐宋以来独具气质的城市文化。如放眼整个京湖和两淮江南地区，像沙市这般商业高度发达、人口流动频繁，且商品和信息交换范围又广阔的市镇，则早在宋代就依稀让人隐约看到了未来现代城市的影子。

蒙元的继承和拓展。宋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华夏政权，而终至覆灭，蒙元成为第一个统治华夏的非传统的异族政权，中土之民向来视北方胡人为蛮夷，蒙元入主中原也向来被视为野蛮低等文明对先进高等级文明的颠覆，其实则不然，大多数人对蒙元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认知偏差，特别是它身上诸多的闪光点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比如：耶律楚材力行“汉法”，推动蒙古典章与“汉法”融合；世祖皇帝忽必烈改元建制、用汉法威仪创建“内蒙外汉”的蒙汉二元帝国行政体制；权臣阿合马和桑哥手中展现了元朝独具特点的经济财政理念；海盗出身的朱清和张瑄开辟航线，进一步推动了海运贸易的繁荣，再到马可·波罗来华又可窥见中西方交流，包括游记里所呈现出的强大、富庶、开放的元帝国，这一切都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元朝历史。蒙元曾是世界的征服者，但也是多元文化的保护者和创造者，蒙元既是一个草原帝国，也是一个商业帝国，甚至因为海外贸易的发达和对日本、东南亚诸国跨海征服的行动，还带有一定海洋帝国的色彩，能以开放包容的气魄混元一体，但又始终未能摆脱游牧民族先天的束缚和缺陷，终使其命运未能长久[25]。总之，元朝是一个极富争议的历史朝代。这里对元朝历史作专门简述，目的主要是为了阐释蒙元入主中原以后，对前宋的诸多体制律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继承和保留，这些制度因素又是确保蒙元在和平时期，其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能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囿于蒙元享国日浅、国祚未久，因而这一时期沙市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着墨难多：一是至元十三年十一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毁襄汉、荆湖诸城[26]，江陵城被毁弃，之后江陵县治迁移沙市,沙市行政地位从宋代的市镇一级得到提升，这也符合宋室南渡以后地方基层行政调整的某种趋势；二是元朝在宋代水驿的基础上在沙市设置了官方“站赤”（驿站）——“自大都（北京）至云南的官马大道经沙市.......沙市成了南北东西水陆交通大站，江边有临沙驿理其事，故又有沙市站之称”[27]，沙市的交通枢纽地位得到加强；三是为管理市镇民政事务，元朝在沙市设置录事司，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市镇建制，按户口多少置官，二千户以上置录事司。而前文所述，宋·孝宗淳熙七年的一场火灾：“江陵府沙市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另有陆游《荆州歌》：“沙头巷陌三千家”。这些都侧面说明沙市市镇居民户数早已不止两千家而在数千家之上，符合设置录事司的条件——“元代录事司署和明代巡检司署均在今解放路，当时有录司街、巡司街之称”。[28]从上述可见：沙市在元朝时期为江陵县治所在，提升了行政等级和行政法权得到扩充，并且站赤（驿站）功能进一步加强，交通转运特别是水运继续保持发达态势，同时顺应城市管理需要，在宋代市镇监镇管理体制上重新设置了录事司专管城市民政事务，这几项从行政、交通、民政诸多方面强化了沙市的城市功能，为沙市商品经济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如，粮食作为农商经济主要商品，而元代沙市依然是重要粮食集散基地，元朝官方在沙市设仓屯粮，以致于曾“发沙市仓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万斛，以赈公安之饥[29]。”综合来看，沙市在元朝时期经济动能继续保持了两宋以来的强劲势头，而城市体系建设更是随着行政等级的提升得到加强。

三、晚明时节工商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巅峰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30]。恶化的主因就是明帝国糟糕透顶的经济和财税体制设计，明代的财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及机构大多数沿袭唐、宋、元各代之旧，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31]而造成这一错误历史局面的正是帝国的开创者洪武皇帝朱元璋，主要体现在：国家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严格控制海上贸易，闭关锁国[32]。明代的统治者不折不扣的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33]——重新回到依靠农业税而非商业税的中古古典体制，不仅如此，在当时的经济构成中，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很少，明代的统治者考虑发展这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只会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反过来会威胁帝国的政治统一。因此他们更希望各地都保持同一发展水平，至于经济部门是否落后并不重要[34]。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经济财政方案来实现其治国理政之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充其势力范围[35]，然而，16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西欧已经开始向近代转变，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到达东亚，并向孤立自给自足的中国发起第一次挑战——年，克里斯托弗·维勒拉（CristavaoVierira）一度被关押在广州，他就说过用不上15艘葡萄牙战船和名士兵，他就可以控制这座城市[36]——这种对中国国家实力的估算和判断比英国的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访华（清乾隆时期）后做出类似的判断早了将近年。同时在国内，他（朱元璋）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37]。这是典型的重农抑商的古典儒家经济哲学特征，属于历史的倒退。如此一来，自唐宋元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商业经济和商税财政国家体制就被摒弃了，代之以自给自足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和对自耕农以直接税的形式收取农业产出，甚至直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出现以前征税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依然采取实物征收而非折算现银，足见落后财经体制对社会的阻碍。事实上明代的商业经济规模和商税税收不仅从未达到宋元的水平[38]，商税本身也降格成了杂项收入中的所谓工商业收入，整个明代名义上的税收结构也相当的简单：田赋——随着时间推移日渐萎缩、盐业专卖——管理体制混乱有税却收不上来、杂项收入——占比太低杯水车薪，再加上明朝税收机构的效率实在低下，明代初期过后就一直受困于财政紧缺，明朝的经济财政管理体制从未跳出国“洪武型”模式，僵化不变。其中心的思路是抑制而不是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覆灭。在政府经济管理效能低下的同时，民间地方的工商经济却能依靠市场固有的惯性和顽强生命力，利用内部环境的松动和制度的漏洞从制度壁垒的缝隙中曲折生长发犹如树的根茎从石缝里钻出来，特别是明朝中叶（嘉靖帝）以后到晚明时节（万历帝），是一个地方市场相当活跃的时期，同时，在政治上重大典型事件比如北境开放边关互市——这算是以经济换和平；南方由倭寇海盗入侵和海商集团的崛起，到朝廷主动解除海禁（隆庆帝时期）；最后到张居正主推的万历改革等，都为经济难得出现的隆万小景气创造了内外环境条件，这也是本章节要重点研究讨论的。

明末极盛的沙市工商业。明中叶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川蜀经济的恢复，都带动了湖广地区经济文化的长足进步，以致于民间商品经济力量的壮大开始不断突破明王朝建立时设置的僵化错位的经济体制，而沙市作为先天的贸易中转站发挥的作用则更为突出。成化七年，政府设水部抽分于沙津上游，专抽竹木为造船之费[39]，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因陈便宜行事。”[40]由此可见沙市铅铜贸易之盛，地位之重要。竹木抽分本属于工商业征税中的一项，这里以竹木抽分厂的设置及所征税银为例。根据《明史》列出的13个竹木抽分厂局，就包括湖广沙市（荆州府）[41]。其中，收入最多的五个厂局为芜湖、沙市、杭州、淮安和龙江都位于主要水道沿线，商业运输发达，木材流通很大。而当时竹木抽分采取的是一种定额制，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总额包干，一旦完成了定额（包干数）征收，征税官员就可以减少对木商的抽税。例如，何逊在年以后的十年中掌管沙市的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的抽税[42]。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沙市的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43]，可见面对明朝混乱低效的税务管理体制，有识之士努力减轻政府体制对市场经营的负面影响，促进商业之发展。这两个官员赢得了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赞扬。晚明时节，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沙市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为全国55个大工商业城市之一，与西安、宁波齐名。[44]此一时期，沙市运输枢纽和物资集散功能几近成熟。商品市场，店铺商肆，蔚为大观。日人学者小栗栖香顶就认为：“中国胜地广东、汉口、南京、长沙、沙市，其余胜地不可胜记。”[45]“万舫栉比，百货灯聚，实九省冲要区也。”[46]明末清初刘献廷描述道：“荆州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一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47]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也足以佐证沙市彼时之繁华。沙市虽为一镇，也较荆州府江陵发达。“沙市与草市皆江陵市之最大者，就中沙市尤为繁盛”。[48]大量物资聚集于沙市，并伴随着农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促使手工业作坊、娱乐服务业等相继繁荣。当时充斥沙市市场的商品物资丰富，有四川的楠梓木材，江淮的食盐，湖湘的粮食，滇黔的铅铜矿产以及本地的丝绸、布匹等，沙市具备大宗商品的储存和运输能力，商品经济的繁盛，带来的是城市空间的扩大。嘉靖二十一年（年），万城堤连成整体，沙市镇加快向内陆扩展，城市不断延伸。

现代市民意识萌芽觉醒。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增长为基础，市政拓展为骨架，还需要市民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的总体提升。商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大量集聚，进而推动市井文化的发展。比如，公安袁宏道在《端午节看龙舟》诗中描述道：“倾城出观巷陌隘，红霞如锦汉成河。诸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磨。”[49]袁宏道谈他少年时经过沙市，曾见“嚣尘如沸，诸商大贾鲜衣怒马，来往平康间，金钱如坵，绨锦如苇”[50]，好一派纸醉金迷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场景。晚明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除了本地方有代表性的公安“三袁”性灵派以外，阳明心学已在社会官学两道扎根广泛传播，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自武宗朝，王新建（指王守仁）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之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51]另外还有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时代巨擘和思想先驱等等。自由的思想空气加之沙市商贸经济的发达，从而带动了文教的兴盛，各类学馆私塾涌立，有名师坐馆授业，培育了大批读书士子，光是有籍可考的举人、进士就有14名，而诸如生员、秀才更不计其数。教育的发展不仅于社会大兴教化之风，也推动市井文化的发展。在一般底层市民中，商民由于远离上层权力中心，更专注于世俗生活的经营，凭借市场价值交换立足于世，这类人群虽然往往重利轻义，但也正是因为深刻明白利益诉求所在，在遇到关乎切身利益的时刻会主动争取，特别是在地方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的带领下，敢于为自己的权益挺身而出，这时候地方精英往往和普通民众是利益相同携手合作的。这可看作是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就是现代城市市民阶层自主自决意识的觉醒。沙市商民在自决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曾经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载入史册的壮举。万历帝统治后期，为满足自己挥霍无度的用度亏空，曾派宦官到各地强征暴敛，以致于税监横行。沙市的商业与手工业又比较发达，因而统治者榨取的税收也就十分苛重，计“有门摊商税，有茶盐油布杂税”。[52]万历二十七年（公元年），明神宗派遣宦官税监陈奉到沙市重收税款，结果“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之入骨。[53]陈奉及其爪牙在沙市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广大城镇市民的激烈反抗，招致沙市数千商民愤恨驱赶——“奉由武昌抵荆州，商民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因为有其官吏的“殚力防护”，陈奉才能逃之夭夭，得以倖免；斗争以沙市商民的胜利而告终，这是一场城市小资产阶级商民的胜利。除此之外，崇祯二年（年），又有沙市和草市居民数千人到荆州府请罢门摊捐。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出现是一个城市步入成熟时期的标志。

四、晚清以来传统经济体系的震裂与重构

清初沙市的经济社会修复与重建。明末时节，即明清鼎革之际，包括湖广江陵在内的整个湖北地区经历了一场深度浩劫，明末的社会动乱引发流寇作乱、官军平寇、满清入主、三藩之乱等，总之战乱不歇，特别是在沙市，流寇、明军、清军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当场，不是屠戮就是劫掠，一个辉煌繁盛的商贸巨镇几乎化为灰烬，市肆为墟，流民离散。清初诗人王士祯感叹道：“落帆十里寻沙市，何处琵琶饭甑多。”[54]沧海桑田，盛衰变迁，令人扼腕。同时，17世纪满清入主中原确实是中国的倒退，满清与蒙元完全不同,不仅未给中原带来任何新的积极因素和变量，反而过分承袭了前朝的体制，强化了前朝财政经济方面的扭曲错误，完全漠视了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对明朝的批判[55]。不过尽管如此，沙市因为自身优越的水运地理条件，在古代社会历史中，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和市场就能快速恢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比如唐末及五代时期到赵宋初年也一直是战乱不休，但北宋初年就已经迅速恢复了，这是近世沙市的一个历史惯性。到清康乾时期，“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56]单就商旅舟船而言，相比之于沙市极盛时期的繁盛，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沙市重要的经济地理位置，到清中叶以后，一批行政机构相继在沙市设立或搬迁到沙市，比如：沙市先是设置有巡检司，康熙四十八年，荆关工部移驻沙市；雍正六年，湖广总督迈柱奏准将荆州通判厅移驻沙市。七年，粮道通判厅亦移于此；咸丰元年，清军同知厅也移驻沙市。这与元代情形类似，沙市政治地位的提高，正是沙市商业贸易的重要地位的反映。

沙市晚清时节的经济社会变迁。清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已经进入高发动荡期，表明封闭内循环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将寿终正寝。乾隆末叶，民变之事已数见不鲜。[57]年的鸦片战争将古老的中国强行拖入了近代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加剧了清朝内部矛盾的动荡，最终引发了道光末年的洪、杨之大乱[58]（太平天国·长毛之乱）。后因太平军夺占南京及江淮、江浙，进而造成清廷失去了最大的赋税来源地江南地区，此外长江下游又因商路受阻淮盐无法上运，造成以往以淮盐为消费主体的鄂省食盐紧缺盐价飞涨。故此，首先为解决鄂省缺盐问题，咸丰二年，湖广总督张亮基奏请清廷施行川盐济楚之策，而沙市因转口贸易的位置，遂成为川盐总汇。其次，弥补朝廷财政缺失，自筹地方财用及湘军军饷实为当时地方督抚的第一要务，鉴于川盐总汇于沙市食利丰巨，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在沙市设立川盐督销总局及厘金局和洋药局（鸦片），通过抽分川盐分销和其它商品税款，而厘金局本身可看做是对宋元商税管理体制的某种回归。得益于川盐的沙市巨额销量，食盐贸易又进一步带动了沙市其他产业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川盐的巨量资本款项的进出也促进了沙市钱业（金融业）的发展。战争对于商业有时是巨大伤害有时又是巨大机遇。咸同之际，沙市的商业经济在以往传统水运优势基础上，又有川盐济楚的加持效应，处于一种畸形的繁荣，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长毛之乱结束以后，并永久性的改变了湖北的食盐市场，沙市也凭借于此成为了楚岸食盐税收的主要财源之地。

在商业贸易持续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商人和商帮的进一步活跃，沙市的商业组织结构经过清初到清中叶的发展积累，出现了以十三帮为代表的商人团体，反映出沙市商业繁盛的状况和市场的兴衰。当时有“官场最重十三帮，凡事相邀共酌量，轿子跟班都挤满，旃檀庵里接官忙”[59]的说法。以十三帮为代表的帮会，实际具有了行业协会、商会的性质和作用，在帮会的作用下行业的生产、销售、行业管理有了很大发展。作为长江中游的著名商埠，外地客商一向在沙市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十三帮更是对沙市经济具有举足轻重影响。作为旧式商业组织，十三帮在沟通埠际贸易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及其经营策略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左右沙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力量，十三帮乃是沙市市场活力所在。后来为顺应时代需要以十三帮为基础，发起成立了沙市商会，宣统二年（年）十一月，沙市商会成立，十三帮会首彭春膏出任首任商会会长。商会实际上是工商联合会，商会会董大多是手工业工场主，商会职责与十三帮总会职责大体相同。沙市商会的成立对于打破地域界限，促进贸易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沙市商会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清末民初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做了不少有益处的工作，这也为日后商会参与辛亥革命的斡旋调停，和平交接奠定了基础。

随着沿海城市被陆续打开口岸通商，本国商人与西方人员的接触不可避免，大量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从商业交易中被带到沿海商人手里，在沿海地区首先形成了一股西洋风，而这股西风又随着沙市十三帮里江浙商帮商人与沿海的贸易往来，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并大有西风东渐之势。而年的马关条约开埠，则把这种西风吹到了顶点。“在扬子江沿岸的通商口岸中，沙市水资源丰富，四通八达，大小船舶辐辏云集，将来有望发达兴旺。”[60]日本对沙市垂涎已久，他们看到沙市“水陆俱殷实”、“当长江沿岸诸港中无比之水利，能使货物聚散自在”。[61]沙市的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机构的设立和商品的输入一方面瓦解了沙市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客观上刺激了沙市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沙市城市经济的发展。沙市在开埠后其市镇工商业、贸易、交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沙市开埠后，市镇经济的元素增多，在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沙市市镇商业的活跃程度大大增强。“荆州土布，取枝江之棉，荆州绸缎，取河容之茧，生人熟出，大获利市。沙市金漆盆盘，盛行武汉。”[62]沙市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列强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市场异常繁荣，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贸易额显著增长。同时，开埠后,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清朝末年，沙市境内出现了新的金融机构。光绪三十二年(年)，湖北省官钱局为推行铜元兑换纸币，呈准设立沙市官钱分局，这是沙市境内最早开办的地方官办金融机构，设兑钱处于各主要市镇。除了商业经济，沙市开埠后，沙市的市镇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外国资本开始在沙市投资砖茶、面粉、卷烟等行业。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投资创办了榨油、肥皂、灯泡、玻璃制品、印刷等轻工企业，其中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沙市的市镇工业在开埠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行业内逐渐的诞生了一批民族企业，这成为工业发展的方向。尽管沙市的开埠原因是屈辱的，但沙市的市镇经济在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发达成熟的传统的手工业的基础上在开埠之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以其对外贸易、商业、市镇的轻工业的发展为核心，其经济带有明显的生产性、流通性市镇的特征。“背靠广袤的江汉平原，依托长江，置身于广阔的外部世界之中，带有殖民地经济性质色彩的进出口贸易获得迅猛发展，并由此刺激了直接关联的国内转口贸易急速上升；通商贸易所产生的商业力量打破了城市的内闭式结构，商人擅变，实业振兴，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地萌生了。”[63]沙市的开埠和勃兴对近代以来整个城市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宣统二年，清廷开始试行地方自治，沙市被选定为模范自治的试点，机构上也建立了自治公所，这无疑使沙市作为市镇向着未来现代城市体制的转型跨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五、动荡撕裂的民国时代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甲午、庚子之役后的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无数仁人志士苦寻救国之良策意图保教保种，终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乾坤巨变。随着民国的肇建，从文明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上都延续着近代以来国家社会加速西化的趋势，同时也代表着唐宋变革以来近世体制使命的终结，近代中国会逢华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世以来的城市体系要适应时代变换的新标准，新兴城市体系建立和发展的标准，自然以西方近现代化城市为模板，而西方近代的城市化标准是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的，因此西方“真正的城市化”就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恰好彼时的中国又有一个天然的近距离标本可参照——西方列强在华开设的租界，否则近代中国现代城市体系的探索可能要从零开始。

辛亥革命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国初年，政局混乱，军阀丛生局面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五代藩镇割据的时代，情形有相似，但现实又有明显区别，一些大城市和商贸重镇往往处于军阀和列强的共同管治下或是受到列强的影响，如此一来局面往往还能勉力维持，不会因为军阀互斗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毕竟要是影响到了列强在华利益，那这个军阀倒台也是迟早的事。军阀依赖列强支持，列强需要军阀为在华利益提供保护，在这种共生关系维护下，地方公共事业、工商实业、民生经济还能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如若操作得当还会有一定增长，这也是符合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结构的定义，彼时的沙市正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首先是经过民国初年的战乱冲击，地方工商经济开始缓慢的复苏，并有所发展，主要突出表现在新式产业的建立：（一）轻纺工业，轻纺工业是近代沙市发展的最快的工业之一，传统纺织业本是荆沙地区古老的手工业，旧时就市场规模巨大，进入民国后在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思想指引下，年商人来敬臣与本地疋头商号合股，引进高脚织机，创办了沙市第一家机器织布厂“西亚织布厂”，次年，商人吴子敬从日本引进机器，创办了“云锦机器织布厂”，随后“沙市协和织布厂、织成公司、绩成纱厂、沙市电棉机厂”等纺织企业相继创办投产，极大丰富了沙市纺织行业的市场。（二）粮食加工业，正值一战爆发，市场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增加，粮价上涨加速推动了粮食出口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创建，年，沙市周氏家族经过筹备，出资创办了“信义长”面粉厂，年商人何秀珍和佘克明在沙市分别创办了“云锦大有丰”和“正明米厂”，由此带动了沙市创办粮食加工企业的高潮。（三）机械电力工业，年，合利贞轮船公司出资与商人叶耀庭共同创办了沙市第一家翻砂机器修理厂“兴茂昌”随后还有长丰翻沙机械修理厂、王洪发机器修理厂等相继被创建；年沙市富户邓心田联合其他商户共同创办了沙市普照电气股份游戏有限公司。新式产业的建立较之晚清是巨大的进步，并为后一阶段，沙市成规模的发展相关产业奠定了基础。除去新式产业的建立布局为沙市经济带来了新气象，传统的农产品原料贸易也为沙市经济贡献了巨大增量。以棉花贸易为例，适逢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经济压榨掠夺放缓，国内民族资本家及日资商社加快了在国内纺织纱厂的建设布局，由此造成原料棉花的价格暴涨，棉花贸易瞬间成了极有利可图的行业，成了当时最时兴的商行买卖。由于棉花的大量输出，沙市口岸贸易总额猛增，并且出超比率之高，时间之长，为国内各通商口岸所罕见。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日益成为沙市棉花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到了20年代末，由于棉花贸易的畸形发展，沙市已沦为与国内仅次于汉口、天津、济南的第四大棉花输出市场。城市经济活动无不以棉业为中心。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从而给沙市的商贸业的发展迎来了其黄金时段，全年贸易净值达关平银约万两，其中尤以棉花出口大量增加、已达70余万担而跃居全国第三位。事实上，自开埠以来，沙市的转口贸易基本上保持了不断上升的良好势头，并于年让当地的进出口总值（关平银）超过万两，一年后、即年达几乎翻了一倍，达万两，占全国总额的0.72%，已经是先开埠20年之宜昌的四倍；到了年，便再度翻番，竟然超过了万两！大宗棉花贸易及由此所带来的打包、机器纺织等新式产业的兴起，奠定了近代沙市城市经济的基础。

自清末延至整个民国时期，沙市作为荆楚大地一座传统型消费商贸城镇，因年的“开埠”而在全国率先迈入现代城市序列。

商民共治的自治体制建立。在市政管理方面，近现代沙市基本上奉行着“商会自治”的原有模式。所谓商会自治，即为在商贸城镇实施由商人自愿组合而形成的法人社团进行自我管理，它脱胎于明、清以来自发形成的商帮、行会组织，继而又参酌西方商业管理模式，大抵初步成型于清末“新政”时期。其基本宗旨，诚如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在年提议建立全国商联会时所主张的那样“商与商集合而成商会……以积极言，则权利之请愿，实业之发达，力厚而事易举；以消极言，则外力之侵佚，官吏之压制，合谋而势不孤。”[64]事实上，这一管理模式的形成，在当时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有专家评价说：“它的产生是中国资产阶级随着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而发展成长的过程，也是它克服自身传统影响和战胜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它的巩固过程也说明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某些有利的社会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合法的民主途径，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封建专制主义相抗争。”[65]

沙市商户云集，人口稠密，五方杂处，舟车辐辏，是一处位居要通要道的口岸城市。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年），当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初，率先便批准成立商部，随即发布《商会简明章程》（总计26条）。朝廷在章程中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省会）、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同时明令“凡各省行埠如前经各行众商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分会等名目者，一律改称为商会。”清宣统元年（公元年），湖北劝业道便发出公函，敕命荆州等地速办商会。其中明令规定：“商会为联络商情、振兴商务之总机关，现鄂属十府未能一律举办，因特先就荆州、沙市、襄阳、樊城、老河口等镇，派委留日商务毕业生前往各处办理。已札饬各属，特令筹款整顿，限年内一律禀复核夺。”

民国建立之初，便在年9月颁布了《商会法》，明确规定各地商会的职能为：编查商号、发展商业、维持商务、补助商政、裁判商事、议定商律、商税及议结商约等。作为商人势力聚集的社会法团组织，商会还致力于打破地域界限，化解封建积习，为促进贸易的发展而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由于商业经济长期在沙市居主导地位，商业资本占全部资本的70％以上，因而不仅使沙市有“小汉口”之称，同时还造成了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可左右本地经济发展动向的新局面；再加上有部分民间社团还以商会为主体，组织起种种既相互联结、又相互渗透的社会力量，从而形成了对社会公共设施和及相关事务进行独立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以致时至民国二十年(年)，有人甚至公开发出感叹：“沙市商场，历来自居化外，视县府为无物；商会对县府素以公函相向，凡县府一切政令，彼必不理，县长无如之何。”[66]

沙市依托商会这种资本力量和商民共治的进步举措，不仅极大地保护了市场的活力，维护了商人阶级的积极性、自主性，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资本的利益，同时也为这座新兴的现代城市构筑了良好的市政生态发展空间。至此，沙市开始正式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为日后的沙市全面的工业化和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奠定了资本和政治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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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12]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13]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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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郭正忠：《唐宋城市类型与新型经济都市——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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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文史哲》年第1期（总第期）

[22]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文史哲》年第1期（总第期）

[23]（宋）陆游：《入蜀记·卷五》

[24]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文史哲》年第1期（总第期）

[25]具体参见（向珊：《解元：他们的元朝》），华文出版社

[26]（明）宋濂：《元史·卷九·本纪第九》

[27]朱翰坤：《荆楚研究杂记·沙市市的历史沿革》

[28]朱翰坤：《荆楚研究杂记·沙市市的历史沿革》

[29]（明）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廉希宪》

[30]钱穆：《国史大纲》第七编·第三十六章·传统政治之恶化

[3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一章（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32]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一章（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3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一章（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3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一章（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

[35]参见《皇明祖训》3/P-，朱元璋所列举15个不征之国

[36]译文：Lach，AsiainsheMakingofEurope，I，pp.-

[37]参见《太祖实录》/P、-，太祖洪武皇帝不期望税收增加，并公开斥责以前历朝历代善于理财的财政专家，认为他们是百姓的敌人

[38]沈德符：《野获编补遗》2/27

[39]（清·光绪）《荆州府志》卷10，《税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0]（清）张廷玉：《明史》卷81，《食货志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41]《明史》81/

[42]《明史》/;《西园闻见录》92/24

[43]《明史》/

[44]《沙市市志》（总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版，第2页。

[45][日]小栗栖香顶：《北京纪事》，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41页。

[46]《沙市市志》（第2、3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版，第页。

[47]（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48]（光·绪朝）《荆州府志》卷4，《地理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9]（明）袁宏道：《袁中郎诗文选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50]（明）袁宏道：《答沈伯函》，李鸣选注《袁宏道》，大连出版社年版，第页。

[5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书院》，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年版，第页。

[52]《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矿税之弊》

[53]《明史》卷《宦官二》

[54]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55]译文：DeBary,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I,pp.-,-

[56]《湖北省志资料选编》（第1辑），年版，第78页。

[57]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编·第四十五章·乾嘉之盛极转衰

[58]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编·第四十五章·洪杨之乱

[59]《湖北文史集粹》（经济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60][日]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北京：中华书局7年版，第42页。

[61]《沙市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沙市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年版，第页。

[62]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市市志》（第2、3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版，第64页。

[63]周涵：《沙市开埠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7年，第4页。

[64]李娟婷著：《商会与商业行政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经济管理出版社，年，第74页

[6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66]湖北省沙市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沙市市志》（第四卷），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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