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胡迺武甘为新中国经济学事业的孺子牛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6月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开拓者和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胡迺武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甘为新中国经济学事业的孺子牛胡迺武教授，永远离开了。

胡迺武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开拓者和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胡迺武教授，于年6月9日2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胡迺武同志年5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本科学习，年毕业后继续攻读本校计划经济系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

胡迺武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历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总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分会主席、校教代会副主席、校务委员，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经济学组组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等职务，曾兼任山东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安徽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博士生导师（全国第三批），同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年被聘为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年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胡迺武同志早在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一篇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的论文（《经济研究》，年）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年在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与企业自负盈亏”的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可以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支配权以及经营权相分离的，应当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张。年在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背景材料——“关于改革与建设的几个问题”的研究报告(胡迺武同志为主持人之一)中，较早提出应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并于年主编了《现实的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包括总量管理(需求管理)，结构管理(供给管理)、平衡管理3条主线，以及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与发展等主要过程，由此创立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同行专家的赞誉。20世纪90年代末，胡迺武同志在“西部经济论坛”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融资思路，在西部各省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年，他在古稀之年仍主编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民经济管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体系。同时，胡迺武同志还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展变化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著。

胡迺武同志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研究。出版专著（包括独著、主编）30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余篇，培养博士生80余人。年，获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第一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十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五个统筹丛书》首席专家之一。胡迺武同志的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与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胡迺武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拼搏的一生，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砥砺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与发展事业呕心沥血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胡迺武同志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忧党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淡泊名利、勤奋踏实的高尚品德，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胡迺武同志永垂不朽！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胡迺武教授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通过胡迺武教授的自述一文，回顾了他的求学历程和从事经济理论领域教学科研的经历与感受。

早年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我是山西文水人，年生。7岁开始上小学，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读到小学四年级。年秋到了太原，进入太原市东缉虎营中心国民小学读高小。这所学校，是当时太原市较好的小学，老师精心教书，学生发奋读书，学习气氛很浓。我也不甘落后，每晚都学习到深夜，早晨天还未亮就到学校上自习去了。记得在冬天的清晨上学时，一路上还没有行人，只有稀疏昏暗的路灯相伴，偶尔也看到几个点着小灯捡煤核的人，大地仍被黑暗笼罩着。到了学校，校门还关着。敲门进去学习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大批同学才到校。由于这样勤奋学习，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

在高小的学习生活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全太原市小学进行的一次作文竞赛。当时，太原市有40多所小学，每校从五、六年级学生中选拔5人参加竞赛（我是五年级学生），这样参赛者就有多人。我在这次竞赛中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获得了一套学生制服的奖励。另一件事是入迷地学习数学。教我们数学的是温承泽老师，他课讲得好，又对学生的数学学习抓得很紧，经常印发课外数学练习题让我们做，渐渐地使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所学的数学课本和老师印发的课外数学练习题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于是，我找到一本线装的书名为《鸡兔同笼题》数学四则难题来做。那时，我住在姨母家，姨父是太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数学造诣深，是我最好的数学家庭教师。每晚完成作业之后，全家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人在隔壁房间挑灯苦读，专心致志地解那一道道难题。每题怎样去解，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遇有困惑之处，就请姨父指点一下。这样，持之以恒，我终于把那本数学四则道难题全都做了出来，并把演算过程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册厚厚的练习本上。通过这本数学难题的演算，不仅使我在数学四则题的运算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提高了我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养成了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年夏，当我高小毕业、报考太原市第一中学时，数学试卷的答题时间是两个小时，而我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做对交卷了。发榜时，我名列榜首。也许别人以为我天资颇高，其实也不尽然。天才在于勤奋，勤能补拙。

年秋，北平成立了山西临时中学，并供给食宿。于是，我在亲友的接济下，于年8月由太原到了北平，进入山西临时中学。同年11月，又随同亲友，取道北平和天津，历时半个多月，来到解放了的石家庄和晋中解放区，进入我党创办的山西省立祁县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由晋中各县（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汾阳、文水、交城和清徐等县）的原县立中学合并成立的，图书资料丰富，实验仪器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当时山西省的重点中学之一。校长是老共产党员、曾任八路军随军记者的蔡力夫，教我们语文的是太原国民师范毕业的贾老师，教我们数学的是山西大学毕业的权之美老师，教我们化学的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刘老师，教我们物理的是大学毕业的蘭稚夫老师，体育老师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总之，这所中学，政治气氛浓，师资水平高，敬业精神强。我能在这样一所中学读书，是很幸运的。由于我小学时期是全优生，语文和数学基础好，于是跳级插入初中二年级学习，并担任学习班长。那时，同学们学习刻苦钻研，相互间团结友爱，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段学习生活，令我难以忘怀。我对各门课程的态度是：兼顾全面，突出重点。其重点，就是数理化，同时这也是我的爱好所在。在这三门课程的学习上，我的确下了不少工夫，自然也获得了这三门课程一直保持全优的成绩。当时，北平、天津、太原都还未解放，我在我们党创办的这所学校的熏陶下，“为人民服务，无上光荣”这几个字，已深深铭记在心中。那么，自己将怎样为人民服务呢？回想起来，当时的理想已很明确，那就是像姨父那样，当一名工程师。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搞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而自己的数理化又比较好。我这个学工的愿望，就是同窗好友们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以至于后来我学了经济学之后，他们都感到始料未及。

全国解放之初，国家缺乏干部。年底，山西省邮政管理局首次通过考试录用干部。于是我放弃了享受人民助学金继续升学的机会，在老校长蔡力夫的积极支持下，欣然报考了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当时，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只招收50名干部，而报考者多达数百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考场就设在太原市侯家巷山西大学里，初试录取名，复试再从这名中录取50名。我在这两次考试中，都是名列前13名，幸运地被录取了。

年2月10日，我前往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报到，参加了工作。在上岗前首先要经过三个月的业务培训和考察，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县邮政局工作，留在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工作的仅有1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担任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机关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班的班长，每周去省政府大礼堂听取省政府副主席邓初民等专家、学者的报告，回机关后再给大家传达。那时，我们这批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我不仅担负着繁重的业务工作，而且还兼任省局机关的青年团和工会的工作。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虚心学习，刻苦地钻研业务，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自己所承担的业务，成为全科的主办科员。记得我19岁那年，亲自编写了10万多字的业务培训讲义，为县邮政局局长培训班讲授业务知识。此外，我还经常深入到各县邮政局，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经常为《山西邮电报》《中国邮电报》和《人民邮电》杂志撰稿，并被《太原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我的兴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爱好数理化转到爱好哲学社会科学上来。那时，我订阅有《学习》杂志等多种报刊，工作之余，认真研读。

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从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中央要求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但是，那个时候，高等院校生源缺乏。为了解决高等院校生源不足的问题，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个单位推荐优秀的在职青年报考大学。年，我所在单位——山西省邮政管理局推荐我报考大学，我填写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是北京邮电学院管理系（年北京邮电学院刚刚成立，我又是在邮电部门工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与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创办的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也是高等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名顺序是：人北清师，即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所以，人大的考生甚多，年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前单独招收学生，平均每10名考生才录取1名，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设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当年招收了五个班（每班30人）；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当年招收了两个班（每班30人）。我被编在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第五班，任学习班长，并兼任五个班统一上课的大班班长。

大学期间，我们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为建设祖国而学习，学习之刻苦真的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那时，除了上课，就是钻图书馆，电影、跳舞等娱乐活动几乎和我无缘，周末、礼拜天以至寒暑假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四年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就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下的工夫最多，理论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

年8月大学毕业时，在我们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应届毕业生（五个班约人）中，四年内只发展了三名中共党员，我是其中之一。同时，系里从这五个班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三名全优生免试保送攻读三年制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研究生，我也有幸被推荐，并指定我担任研究生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统计专业和生产布局专业的研究生）的班长。

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们专心致志地读了三年书。在这三年里，我认真研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无论在专业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使我受益匪浅。

在研究生期间，我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均为优秀，并在广泛搜集中外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近五万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社会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这篇论文，比较深入地阐述了社会劳动力变动的规律性，指导教师刘宗时先生（时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主任）评定成绩为优。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任助教。当时强调认真读书，把最好的教师配备到教学第一线给学生上课。我到计划统计系报到后，就投身到对全国计划干部进修班的教学活动中去。主讲教师是钟契夫先生，我则主要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完成进修班的教学任务后，经系领导报请学校教务处特别批准，让我给本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课。这对一个刚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来说，担子的确不轻。但我知道，这是系领导对自己的培养和信任，我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把课讲好，我天天备课到凌晨两三点钟，如此坚持了一年之久。

复校后，争分夺秒地工作

年，按照中央的决定，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于是我从清华大学回到母校任教，为了把过去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和广大教师一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如下：

在教学方面，我为国民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进修生以及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杠杆导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和“博士研究生主文献”等课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教学任务繁重，每学年都大大超过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工作量。特别是在—年的10年中，平均每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高达两千多学时，相当于国家教委规定的年教学工作量的两倍。最多的时候，每周为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授课高达18学时。为了把课讲好，我认真备课，写出详细讲稿，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是通宵达旦，节假日也从不休息。由于我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内容新颖、充实，逻辑性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反映经济学研究的新动态和新成果，因而受到听课者的一致好评，课堂总是爆满。基于我在教学工作中的这些成绩，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年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年和年又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认为，作为大学教师，不仅要认真做好教学工作，而且还应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力争使自己始终站在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用科研成果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因此，我坚持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

我的主要学术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早在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一篇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经济研究》年第7期）的论文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观点。第二，年，在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社会科学辑刊》年第4期）的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可以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支配权以及经营权相分离的，应当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张。第三，年，在《经济杠杆导论》一书中，对经济杠杆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揭示了经济杠杆的基本特征（即它具有物质利益性、价值形式性和国家可控性），阐述了价格杠杆、信贷杠杆和税收杠杆的调节功能。第四，年，在国家体改委委托的关于十三大背景材料的研究报告——《关于改革与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应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为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第五，年，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包括总量管理（需求管理）、结构管理（供给管理）、平衡管理三条主线，以及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与发展等主要过程，由此形成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一套理论体系，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第六，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提出宏观调控体系是由中央的计划、财政和金融三大部门，以及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组成的。其中，计划手段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指明方向，起着导向的作用，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经济手段是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诱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目标，因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法律手段具有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行政手段的调节主要是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忽视被调节者的局部利益，这是与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相矛盾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应当把对行政手段的运用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滥用。总起来说，这四种调节手段，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由这四种手段所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就能够取长补短，有效地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第七，年，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年第1期）一文。在这篇论文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类型和特征，揭示了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探讨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本途径。第八，年，我在《计划经济学》这本新编的教材中，设专章论述了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实质，构建了衡量宏观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消费基金率、社会生产效益、社会积累效益、建设周期、资金盈利率、基金产出率、流动基金占有率、能源利用效益等，它们可以从生产、建设、经营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效益状况，构成一个宏观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第九，年，在《论适度积累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年第2期）这篇论文中，阐述了适度积累的内涵，强调了保持适度积累率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确定适度积累率的三个公式：

AN-S(1+S′)·P(1+P′)(1)

A=Ⅰ(v+m)-Ⅱc／r1(2)

A=Ⅱ(v+m-m/x)-Ⅰ(v+m/x)／r2(3)

在上述公式中，A为适度积累量；N为国民收入总额；S为报告期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S′为计划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P为报告期人口总数；P′为计划期人口自然增长率；r1为生产资料积累占积累总额的比重；r2为消费资料积累占积累总额的比重。第十，年，在题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文中，对“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这一范畴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论述了这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意义。

（本文来源校史研究室，摘编自《求是园名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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