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1日在琼台师范学院的学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衷心感谢龙文希主任，使我有机会穿越辽阔的琼州海峡，来到咱们琼台师范学院，与中文系的师生们一起探讨民国的大学与大师这个话题。我刚来的时候到校区走了走，发现咱们这个学校非常漂亮，白云蓝天、绿草繁花、高楼林立。大学需要一个好环境，咱们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坐在这里的同学们都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在于我们是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像民国时代的人们一样为逃离战火东奔西跑了。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辜鸿铭的狂放、金岳霖的率真、陈寅恪的耿介、丰子恺的温情、傅斯年的认真、叶企孙的纯净、傅斯年的仁爱、严怪愚的血性、鲁迅的孤介、吴宓的宽容、胡适的襟怀……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有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写史者往往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需要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二是历史只有对现实“有用”才能显出自己的价值。前面一种做法对不对，我没有作过研究，但后面这种做法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如果仅满足于某些人的窥视欲和猎奇心，不能给今人提供足够的借鉴，它不过是一种古代的八卦。只有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用心地挖掘它对今人有益的东西，历史才可能鲜活。当然，历史的这种“有用”不是表现在对政策的简单配合，更不是体现在为了某种目的的故意歪曲，而应该将它的没有被时间冲刷掉的一些东西挑选出来，供今天的人们去研究、思考、对照，古人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古人摔了跤的地方，我们尽可能避免。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正是出于知识分子本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来，我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绝大多数都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过，其中一部分，年1月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评论者认为：“全书融精彩的历史故事、生动的人物细节、深邃的人生哲理、优美的文学语言于一炉，游宇明打通了历史与现实，守护的是长河之中的一缕流风余韵。”“这是一本营养丰富、文学‘口感’良好的优秀之作。它极其重视精彩的文人故事，却不满足于对其奇闻逸事的搜罗，而是寓批判于缅怀，情牵民国，心系当下。”此书曾入选韬奋基金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新华书店学会推选的《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进入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被《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吉林日报》《河北日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书屋》《文汇读书周报》等六十多家知名纸媒推介，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众多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有高校与中学将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它的第一版即是按畅销书的印量印刷，截至年9月底，已先后6次印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亚马逊、京东、新华文轩、淘宝等许多网店和当地新华书店买到。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的校内权力机制

大学的人员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教学人员，这些人直接面对学生，以操守与专业知识对学生发生影响；一是行政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与一般职员，这些人主要负责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一是工勤人员，他们为大学教育提供后勤保障。民国的大学行政人员不是太多，而且那时教授们留洋的较多，他们设计的大学体制有点西化，在校内权力结构上，基本上是教授主导的，有些学校，比如梅贻琦主持的清华大学甚至提出过“教授治校”的主张。蒋梦麟执掌北大时，校长的权力相对大些，但大体上也没有越出“教授治校”的范围。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大学的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年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务长不等于教务处长，而是相当于今天管教学的副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评议会的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力是有较大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出系主任，决定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私下如何频繁聚会，讨论校务，商量对策，起草宣言。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产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的课堂

大学从“道”（根本目的）的层面说，主要功能是延续文明、创新学术、服务社会；从“术”（具体做事方法）的角度说，主要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给学生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所有这一切，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民国大学的教学比较自由，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自主，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大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作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当然，在现在看来，钱玄同式的考核方法还是有缺点的，最主要的是对勤奋刻苦的学生鼓励不够，很容易让少数不思进取的学生蒙混过关。不过，我们也可以因此推知民国课堂之开放。

（三）民国大学主事者的人才意识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甚至说过：我这个大学校长就是给教授搬椅子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

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他发现梁漱溟对印度佛学有一定研究，就邀请他到北大来教印度哲学。当时的梁漱溟只有中等学历，其印度佛学也是刚刚自学的，对印度哲学并没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觉得他的《究元决疑论》写得好，是可造之才，就坚决将其聘进北大。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饭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教授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庚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甚至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

（四）民国大学的师生关系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十四年抗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教授们责任感、使命感格外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器重有着叶企孙一份功劳。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自己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

民国学人之关爱学生，除了学业方面的关心，还有生活方面的照顾。曾昭燏于年留学英国，留学之前曾就读于中央大学，起初是住在哥哥曾昭抡家里。曾昭抡因故赴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后，曾昭燏失去依靠，便移居到老师胡小石家吃住。对于这段生活，曾昭燏后来回忆说：“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又说：“愿夏楼之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三年之间师生朝夕相处，曾昭燏就在这段寄居的日子，学到了有关金石、书法、艺术、音韵学的精深学问。

三、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的操守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但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操守。所谓操守，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不为一时的私利所诱。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10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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