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院史陈洪博难忘的桂子山十年
编者按:
作者系城经系创办者、原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
难忘的桂子山十年
从年到年这10年,我是在武汉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大学度过的。十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武汉桂子山学习、工作、生活的这十年,正是我从31岁到41岁的大好年华,这10年,留下了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啊。
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
我是属于“老三届”的学生。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便由于“文革”爆发而停课了。年,我们从初一到高三所有六届中学生,全都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那一年,我17岁。在农村和回城后在工厂度过了十年时光之后,年,终于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时,已经31岁了。
在农村种田和在工厂做工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多么渴望读书啊!所以尽管大学毕业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渴求多学一些知识,于是在年,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那一年,华师文理科共招收了34名研究生。金秋九月,正是桂子山上桂花开放的季节,我从老家东北沈阳来到了江城武汉。第一次来到南方,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第一次看到滚滚东流的长江,不由得心潮澎湃。当年曾赋得《风流子》词一首,且录于此:江畔对风樯,水东逝,何以诉衷肠。念岁月无情,倏忽而去,却叹仍是,三载寒窗。落霞里,楚天接何处?孤影对斜阳。春去匆匆,大雁南归,江南游子,黯然神伤。 休说人易老,那厢有,风流赤壁周郎。切将梦魂,遥遥寄与太苍。值佳朋相聚,开怀畅饮,非为求醉,但举清觞。只须问得,何处可睹群芳?
当年华师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只招了我和王新华两人,我们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导师是王启荣和许祖岷教授。在学习中途,王启荣老师被调到湖北省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后来就由胡琛教授指导我的论文。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资本论》、《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那二年,在《资本论》上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不仅精读一到三卷,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也称《资本论》第四卷)。虽然在大学时就已学了政治经济学,可是这时才对经济学体系有了融会贯通的感觉。后来我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尽管政治经济学学过几遍,可是直到读过《资本论》和《经济学说史》之后,才觉得真正学懂了。
那三年的学习生活,过的既充实又快乐。由于人数比较少,我们82级与81级研究生都住在一起,外语课也一起上,因此,不同专业也都是同学。我们入校时,师兄们已经创办了《研究生学报》,使我们有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地方。我们入学后,又在学校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份铅印小报《研究生报》,大家可以随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是研究生会的学习部长,这时又兼了《研究生报》的主编,负责组稿和文字编辑,有二位同学学会了画版、排版,看到自己的报纸被印出来,我们几个干得非常起劲。除了认真学习,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每到下午4点,一帮同学抱着足球跑到小操场,踢上一场足球;晚上有时聚在一起看看电视或打扑克、下棋,周末有时与本科生一起开个舞会、有时组织出外郊游,花样多多。后来我们总结说,那三年真是学也学的好,玩也玩的好。
就这样,在桂子山度过了三年充实的学习生活,顺利完成了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年毕业了。毕业后去干什么呢?那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大约只有几千人,需要人的地方很多,很多单位都争相邀请我们去。我打算还是沿着我的研究方向去发展,因为我的研究生论文是价格研究,于是我联系了二个单位做选择,一个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合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史上一直是国内价格研究的权威机构)。
可是在我毕业前夕,政治系的高秉坤教授来找我。她那时以给城乡建设部举办的市长培训班讲课(好像是讲城市管理)为起点,开始对房地产经济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萌生了创办房地产经济管理专业的想法。于是她开始找我,动员我毕业后留在学校与她一起办这个专业。开始我并不想留校,高老师又发动校长章开沅和副校长邓宗琦来动员我,我禁不住这些领导和老师的诚意,同意留了下来。因此可以说,后来成立的华师城经系,高老师是第一人,我则是第二人。
参与创办城经系
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经济管理系正式成立了。暑假我回了老家,建系的事,主要是高秉坤老师在奔忙。她的事业心真强,精力也好,一个小个子四川女人,50多岁了,天天跑来跑去,从未听她有过一句抱怨。房地产经济管理的专科专业当年就开始招生,第一届招了多人,主要是从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房地产系统招收的成人学生,另有约四分之一是应届毕业生。
白手起家创办一个新专业,面临着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先说师资队伍建设。建系时,高秉坤教授任系主任,又从学校地理系调来一位搞城市规划的黄添老师任副主任,另外配了党务与行政干部,班子就搭起来了。教师除我之外,从数学系调来江胶宁老师教高等数学,从地理系调来杨学炳老师教经济地理,数学系毕业分配来的高炳华教统计学,当年还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来了王华莹和李长新,王华莹教会计学。开办第一年,大概就我们这十几个人。第二年以后,又陆续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来了邓宏平、刘丽昕(教财务),从地理系来了朱志林、谢清树、徐晓音,从政治系来了张小铁(教经济学),从武汉工学院来了艾建国(教建筑工程),从福建师范大学来了房慧敏(教经济学),从同济大学来了王绍华(教管理学),等等。这支教师队伍有二大特点:一是年轻教师多,二是女教师多。由于人不多,因此尽管名义上设了什么教研室,实际上大家都在一起。
黄添老师真是一个“纯”学者的作风,虽然他担任副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可是他从不去学校开会。每逢校教务处召开会议,他就让我去。我这人耳朵软,经不住磨,从没想过自己不是副主任,怎好担负此事。所以,学校有关教学的会议,都是我去参加的,也因此,从一建系开始,我便思考、参与房地产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并组织实施。黄添老师在城经系呆了大概二年左右就调到武汉大学去了,他走之后,学校于年3月任命我担任了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一职。
由于我们是在全国高校中第一家创办房地产经济管理专业的,因此,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都没有现成的东西,只能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关于课程设置,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方面,我们参考了一般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开设经济学、数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财务管理等课程,而在专业课方面,则设置了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管理学、房地产统计学、房地产财务管理、土地法等课程。这些课程,随着我们对城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的研究与教学的不断深入,对有关理论与实际需要认识的不断深入,每年进行一些微调,大致在3-5年的时间内,基本固定了下来。而教材,一般管理专业的教材基本可以使用,主要是专业课的教材,基本要靠自己编写。例如,高秉坤老师主编了《房地产经济学》,湖北省社科院的高映轸老师主编了《房地产管理学》,高炳华老师根据几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房地产统计学》。由于教师相对较少,我兼了多门课程。级的第一届学生,我大概给他们讲了四门课。一开始给他们上《政治经济学》,接着又讲《企业管理学》和《城市土地经济学》,最后一学年的《土地法》没人讲,我又承担了下来。我不是学法律的,为了讲这门课,在备课阶段我读了不少法学著作,到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写出讲义发给学生。后来在此讲义的基础上,于年正式出版了《土地法概论》,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土地法的专著。此外,还结合学术研究,为学生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土地性质》和《论有计划的市场》等专题讲座。
到了年,我们培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他们大部分回到所在市地在房地产管理岗位上工作,也有一些到了沿海开放城市,从事管理工作或直接参与了房地产开发。有了几年的办学基础,我们开始向国家教委申请开办本科。记得当时我与教务处的一位女老师一起到国家教委,报了一堆材料,回答了有关处室的一些询问,后来就批下来了。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招生地域也扩大了。
国内对房地产经济的研究逐渐开始热了起来,有些高校也开始开办房地产或土地管理专业,我们与这些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例如,经常参加城乡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以及挂靠在他们那里的中国房地产学会、中国土地经济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还与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了全国土地有偿使用研讨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湖北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城建学院、武汉钢铁学院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有一批研究城市经济、房地产经济的学者,也经常有学术交流和往来。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在学生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又增添了许多活力。我认真地为学生讲好每一堂课,尽自己的所能把课讲的生动,让学生能够较好地领会、消化、掌握有关的知识。我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学生们喜欢上我的课,我也在学校内被评为优秀教师。后来我曾在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述:“在与毕业生聚餐时,当我与我的学生们共同举杯,共同高声歌唱,并被他们那抑制不住的泪水所深深感动时,当我在学生宿舍,学生们捧着精美的纪念册,排着队等我签名赠言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荣耀所在。我相信,就如同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永远忘不了我。从年至今,我在大学教师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年。回想当年欲读书,要上大学的那种迫切心情,今天这工作该是对我自己多年追求的一种多么好的无可替代的报偿。”
理论研究方面的收获
在大学当老师,教书育人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搞研究,做学问。在这方面,我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读研究生进行硕士论文选题时,我觉得价格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在当时刚刚开始进行的改革中,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于是选择了研究价格问题,最后硕士论文具体到研究农产品价格。以此为开端,对价格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撰写和发表了几篇论文。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在《价格理论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房地产经济》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价格》、《农产品价格形成基础初探》、《关于改革我国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论价格改革与完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城市土地价格初探》、《试论城市土地价格的确定》等论文,年4月在国内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研究》发表了《前期价格改革评估和近期价格改革设想》,对即将到来的“七五”时期的价格改革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人戏称我这篇论文是“抢了他们的活”。
土地经济问题是我的又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引起此研究的逻辑顺序是,由研究农产品价格而研究地租问题,由研究地租引发研究土地问题,再进一步由农村土地到城市土地。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在《江汉论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房地产》、《改革纵横》等刊物上发表了《略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几个问题》、《论我国国民经济成长中的土地危机》、《十年来我国土地经济理论发展述评》等文章。年第3期《经济研究》刊登了我的《城镇土地使用的双轨制及隐性市场》一文。在发表于年第8期《江汉论坛》的《试论社会主义土地的准商品性》一文中,我提出了土地是准商品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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