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維昭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middo

陳維昭編校《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復旦大學出版社年1月出版。上、中、下三冊，91萬字。定價：元。

科舉時代主流文化的主體是一批科舉人物。所謂科舉人物，是指通過科舉的選拔方式進入（或試圖進入）仕官階層從而成爲政府各級機構的管理人員。

明清時期，朝廷對人才的選拔方式主要是科舉和薦舉。明初，朱元璋特重薦舉，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科舉雖行，匪深所願，因而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迨後科舉漸重，科獨重甲，薦舉曠時一舉，於是科舉成爲明清人才選拔的最主要途徑。《明史·選舉志》曰：“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由學校到銓選，既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途径，也是明清文人普遍的人生歷程。其中又以科舉爲關鍵環節，學校爲科舉培養人才，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則經由銓選進入官僚體系，科舉過程中的師生關係、同年乃至同房、同号關係也被帶入官僚體系。同時，進入官僚體系之後，一些官員被任命爲各府、州、縣之學政，主持一方之教育與考試，或被任命爲鄉、會試之考官，不僅由此而建立了新一輪的師生關係，而且其經學思想、社會觀念乃至文章、文學觀念也經此而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科舉文化構成了明清時期社會人文的一個獨特層面，是認識主流文化和主流社會的一條極其重要的途徑。

構成明清文人之人生主軸的即是其科舉人生，故學界有“科舉人物”之一説。明清文人的讀書、應試、任官既是一個人才選拔、使用的過程，也是文人實現其人生價值的過程。文人的政治思想、社會觀念、哲學、宗教觀念等在這個過程中呈現。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建立事功，致用於天下。同時，文人又是文章寫作和詩文創作的主體，其科舉人生中的種種際遇，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不管是與世推移，還是獨立物表，其覽物之情，發而爲文，這就是明清文人的文章世界、文學世界。可以説，科舉文化是明清文人的人生底色，是其各種觀念的起點或參照。了解科舉文化，是我們認識明清文化與文人的重要途徑。

二十世紀以來，科舉學研究的發展有一條清晰的軌跡：從三十年代的章中如、傅增湘、方瑜、鄧嗣禹、陳東原、盧前諸先生，到五十年代的商衍鎏先生、八十年代的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王德昭先生，其研究成果有探究制度史，有追溯考試史，有從制度文化的層面透視文學。九十年代鄧雲鄉先生、啓功先生的八股文啓蒙專著出版，使八股文體從科舉諸文體中凸現出來，此後便有田啓霖、龔篤清、孔慶茂的八股文集整理、八股文史和批評史研究，臺灣中研院蕭啓慶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高華先生對元代的科舉制度的研究，楊學爲先生關於中國考試通史的研究，張希清先生、毛佩琦先生關於中國科舉制度史的研究，李世愉先生關於清代科舉志的研究，劉海峰先生關於科舉學建構，陳文新先生主持的科舉通志研究，吴承學先生及其團隊的科舉各文體研究等，都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最爲重要的科舉學研究成果。海外方面，美國的艾爾曼先生、日本的鶴成久章先生都在科舉研究方面有令人矚目的成果。至今，科舉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對這一領域的歷史學研究、教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都已全面展開。

隨著研究的深入，科舉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成爲一個迫切的問題。已有數代學者致力於這一領域，首先是考試録文獻的影印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於一九六九年出版《明代登科録彙編》。中國大陸方面，由龔延明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歷代登科總録》於二○○三年啓動，其中，《宋代登科總録》十六册已正式出版，《清代登科總録》的編校正在進行中。自二○○六年至二○○七年《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録選刊》由寧波出版社出版，包括《登科録》（二○○六年）、《會試録》（二○○七年）《鄉試録》（二○一○年）。此後有龔延明、祖慧撰編的《宋登科記考》（二○○九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所編《中國科舉録彙編》（二○一○年）及《續編》（二○一一年）。龔延明先生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録選刊·鄉試録》（二○一六年）。

除考試録、登科録之外，還有楊家駱先生的《中國選舉史料》（一九七七年）、秦國經等主編的《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一九九七年）、李世愉先生主編的《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二○○三年）、文清閣編的《歷代科舉文獻集成》（二○○六年）、來新夏先生主編的《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彙編》（二○○六年）、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的《清代縉紳録集成》（二○○八年）、陳文新先生主編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二○○九年）、王鴻鵬先生編輯的《臺灣科舉史料彙編》（二○一六年）等，都爲科舉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研究文獻。

程墨文獻的整理或影印方面，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顧廷龍先生主編的《清代硃卷集成》（一九九二年）。之後有田啓霖的《八股文觀止》（一九九四年），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的《中國古代闈墨卷彙編》（二○一○年），顔建華選編的《清代湖南朱卷選編》（二○一二年），龔篤清主編的《八股文彙編》（二○一四年），林祖藻主編的《明清科考墨卷集》（二○一五年），田啓霖編著的《明清會元狀元科舉文墨集注》（二○一六年）。

科舉文論方面，王水照先生的《歷代文話》（二○○七年）、陳文新先生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二○○九年）已經選入了一些科舉文選和文論。在稀見文獻的整理方面，陳廣宏、龔宗傑先生編校的《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二○一六年）收録了十二種科舉文論。這些文獻蒐集、整理工作大大地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但是，由於文獻的缺失，目前學界對明清科舉史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環節的認識尚不够清晰。比如明清歷科的考試録、登科録，儘管有顧廷龍、龔延明等先生的成果，但洪武、永樂間的鄉試録、萬曆丙午、丁未的鄉、會試録、乾隆三十六年順天鄉試題名録等文獻仍亟待進一步搜求。儘管有梁章鉅《制義叢話》的點校出版，但我們對清代制義文論的發展軌跡的認識仍然是粗線條的、跳躍式的。明清時期一些在當時頗具影響的科舉文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今天已成稀見之物。科舉文集方面，目前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八股文選集、八股文論和狀元策。但是，無論是從對科舉制度的了解，還是對科舉文體類型的了解，都不能局限於八股文和狀元策。五經文、詔、誥、論、表、判、策、試帖詩等文體和四書文一起，構成了科舉文體的系統。明代曾出現過大量的關於二三場的程墨選集和文話。崇禎刻本《學府秘寶》就提到當時“京省所移過二三場，十有餘種”。但是到了清代中葉以後，這類書籍大量失傳。這與中、晚明二三場程墨的具體内容有關。據乾隆三十七年上諭，乾隆帝令各省加意購訪“古今來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i]但特意加上一條限制：“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均毋庸採取……”[ii]在禁刻“青詞”時説：“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iii]而其中的“二三場”的專書更因其在政治上語涉“違礙”而列入禁毁名單。這些二三場的專書雖經乾隆朝的禁毁，依然有一些書留存下來，如袁黄的《群書備考》、署名爲焦竑、王衡同選的《二三場藝府群玉》[iv]、陳錫爵輯的《明館課》、茅維選的《策衡》、周延儒輯、賀逢聖注的《學府秘寶》。吕五音、夏履先選評的《舉業瑶函》，但更多的二三場書籍，像周鍾編《後場紀年》、蔣方馨選《二三場鴻寶》和《二三場開律》、朱天璧選《二三場論表式典》和《論表式典》、王宇輯《策約前後集》、黎利賓編次《二三場有神集策》、《二三場有神集表判》、趙燦英評《二三場開宗表策》、馮夢禎選《後場旁訓評林》、徐日久著《論文别集》、《二三場類纂捷要》、馬晉允選《二三場典録》、《後場名山業》、項聲國輯《後場雋永》、楊彝與顧夢麟選《後場備考彙典》、楊廷樞《後場經濟類編》、周立勳《後場持雅録》、袁黄《表式表括表漚言》、佚名的《二三場玉函時務考》、《策類典》、《策式典》等，今天已不見其蹤，如果不是已葬身於乾隆朝那場禁毁烈火之中，那麽民間或域外或有幸存之可能。

蒐集、整理稀見科舉文獻的任務已迫在眉睫，但任務仍然艱巨。在各圖書館的收藏中，科舉文獻没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文獻並没有被登録，各圖書館所收藏的科舉文獻有一些並没有在其書目數據庫中體現出來；一部分稀見科舉文獻則存在於民間收藏之中；域外各圖書館所收藏的稀見科舉文獻更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將這些稀見文獻篩選、整理出版，需要學界同仁共同的努力。

另一方面，科舉文獻又是浩如煙海，優劣並存。雖然很多文獻到今天已成稀見之物，甚至成了孤本，但稀見之物與文獻價值之間並不能劃等號。一些文獻儘管是稀見，但在明清時期因書商出於漁利目的而粗製濫造或大同小異，一些鈔本也只是應試士子或鄉村塾師之淺識陋見，這就需要我們對稀見科舉文獻進行甄别、評估、論證。另外，來自歷史學、教育學、文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在從事這一工作時各有所側重。我們的蒐集、整理工作可以分階段、分類型進行。本叢書選擇明清時期爲時間坐標，選擇考試録、二三場文選和科舉各體文論爲校點整理對象。

二

本書選入稀見的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從時間的跨度看，所選文獻的編撰時間從明代建文元年到清代光緒年間，大體涵蓋明清時期。從内容分類來看，明代選取四種，清代選取十一種。其中多爲僅見之本，如《弄丸判語》、《群芳一覽》、《舉業瑶函》、《一隅集》、《吴蘇亭論文百法》、《能文要法》、《秀才秘籥》、《制義卮言》、《帖括枕中秘》。其餘六種則爲稀見之本。

四種明代文獻既具史料價值，也具有“文選”的特點。《建文元年京闈小録》是建文元年應天鄉試録，除了卷首無考官、同考名姓仕履和主考官之序文外，其他均遵考試録體例。此書也可視爲一部三場文選。無論是對於了解明初的宫廷政治，對於認識明初科舉考試科目類型變化、考試録形式變化，還是對於了解明代科舉文體（包括八股文體）的演變，都有着重要的意義。南京圖書館藏本丁丙的跋語强調了此書的史料價值：“革除事多散失，志乘、科貢表尤闕略。得此可攷證明初遺制矣。”

關於此科《四書》義的試題，沈德符曾指出：“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爲‘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黄諸公耶？抑偶出無心耶？即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其時朱棣之兵已漸動，建文帝剛過弱冠，雖不能稱“六尺”幼君，但可視爲“孤君”。故此科試題或者爲主考官之别有用心。此科鄉試第一名的劉政，其文被取爲《小録》之程文。據《革朝遺忠録》，後來太宗登極，方孝孺被戮，劉政悲忿不食死。朱彝尊《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記劉龍光之遠祖“（劉）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v]，正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據鶴成久章教授所引，明末周鍾所撰《皇明歷科程墨文》（日本尊經閣文庫藏[vi]）將劉政之文的作者署爲方孝孺。明初似未有考官代撰程文之舉，此或《歷科程墨文室》編者以晚明的通例去臆想明初所致。

李廷機選評的《群芳一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關於萬曆丙午鄉試録、丁未會試録，《明代登科録彙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録選刊》、《中國科舉録彙編》等書均未收録。《群芳一覽》選取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鄉試、三十五年丁未會試的二三場程文，同時也選入萬曆丙午順天、浙江、山東、河南、廣西等省鄉試録的前序或後序，選入萬曆丁未會試録的前、後序，實是萬曆丙丁鄉會考試録之選集。這些考試録的序文所表現出來的考官思想既反映考官對萬曆朝的憂慮與謀劃，也影響了一代學子。這些考官如楊道賓與黄汝良（丁未會試正、副主考官）、吴道南與孫如游（丙午順天鄉試正、副主考官）、張邦紀與吴忻（應天鄉試正、副主考官）、彭遵古與張汝霖（山東鄉試正、副主考官）、卞成憲與吴亮（河南鄉試正、副主考官）、王舜鼎與張鶴騰（廣西鄉試正、副主考官）等的科舉觀、人才觀在序文中都表現出來了，他們對經史傳統和當下時務的思考與關切，也藴含在其所出的論、表、策的題目和所作程文中。

編者李廷機，萬曆三十五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給事中王元翰等力攻之，廷機求罷乞休，帝屢詔勉留，乃屏居荒廟。至萬曆四十年，疏已百二十餘上。而事實上，“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上裁。至外而撫按，内而庶僚，去留無所斷决。士大夫意見分岐，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vii]於是他陛辭出都待命。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正止九月。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明史》稱：“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對於萬曆朝的朝綱，李廷機尤有切膚之感與憂慮。《群芳一覽》是他對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各省鄉試録和三十五年（丁未）會試録之前、後序及程文墨卷的選編。這是一部鄉、會試第二、第三場之程文墨卷之合集。部分程文出自各省鄉試和會試主考官。如丙午江西鄉試程文《士風吏治》一策即見於主考官曹於汴的《仰節堂集》。這些程文正可以見出各省試官所呈示的“文體之儀的”。該書由三部分構成：論、表、策。論、表部分各選鄉試程文十篇、會試程文一篇。策部分選各省鄉試程文共三十六篇，會試程文五篇。可見李廷機對策文之特别重視，其所選策問與策對，體現出他對萬曆朝的朝綱的特别關注。

明清的鄉、會試的第三場和殿試均試策。策問的出題可以包括“君道、臣道、事功、用人、理財、人品、士風、書史、兵政、時務等題”[viii]。從歷史價值看，鄉、會試的第三場和殿試的策試提供了各個歷史時段的“時務”。朝廷出於解决現實時務難題而設計策問，並要求考生直陳己見，不必顧忌。李衷純甚至從經世致用的角度，把策視爲明代可以垂不朽的一代之文。他説：“昭代若兼三季（指元代若兼有漢、唐、宋三代的特點——引者），然明經而至舉子業，不過府儒糟粕，小兒嗄飰。語、詔、誥、表，雖沿詞賦之遺，無當實際，皆朝取青紫，夕覆醬醅矣，烏足垂世？惟是制策，所問有不自黼扆宫壼以迨人才禮樂、邊陲河渠、錢谷刑獄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職掌者乎？射策所對，有不淹古貫今、導利規害、識若觀火、畫若破的以箴主德、贊國政、襄民瘼者乎？即非世務而譚理學子史，有不剖一人獨見、抉千古疑奥、爲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攬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攬群策而累朝故實可考也。蓋視漢策尤鴻钜，與金匱所藏正相表裏。不朽之文，要惟此耳。豈明經、詞賦可仿佛乎！”[ix]尤其是出自考官的策程文，其意義非同一般。茅維的《皇明策衡》所選爲王守仁、徐階、高拱、申時行、王世貞、張居正、許國、李維楨、李廷機、馮錡、沈一貫等考官所撰程文。對此，馮夢禎説：“其程士之篇出於館閣巨手、命世高流者，率十而三四。蓋其識精學博、練世久而運籌熟。故矢口縱筆多中窽。”[x]黄汝亨也説：“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眾智，與億萬之變，庶幾可施於用者，無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録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即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章，施於當世，亦成用。……要皆傑識匡時宏文，託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疵，腐儒之所拘，參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辯，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具在焉。”[xi]館閣巨手身當其事，其程文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包含着一定深度的、較爲成熟、可應用於世務的時務策。其程文本身即是對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謀劃。

該書選入丙午湖廣鄉試之策問，考官（主考官爲張邦紀、吴忻）直以“人主批答”爲題：“批答者，百司庶府咽喉所繫也。而今何如也？自簾陛峻絶，羣臣累歲不得聞聲，所賴疏瀹上下之情，聯合主臣之脈，獨此批答一竅。乃曩古朝拜疏而夕報聞，今則濡滯數月不下，甚且沈閣竟不發矣。夫此章奏也者，皆繫策國機宜，人材是廢。裁决稍緩，已怫當機，况復留中，立睹僨事。天下寧有咽喉已閉，呼吸不續而衆体能效其綱維，壽命能保其延長者？”這簡直是將萬曆帝游街示衆，樹爲衆矢之的。而考生也毫不含糊：“至我皇上……邇來深居崇攝，不復延見羣臣，羣臣終嵗不得一瞻天表。一切機務厪厪禀受於批答一脈，今并此批答亦留滯不時發矣。留滯不已，漸成寢閣。寢閣不已，漸成閉塞。下虞其塞也，切切焉抱咫尺之牘以救之。上虞其?也，汲汲焉操重關之鍵以塞之。下幾幸其旦夕之開，不憚反覆以牖之。上掩覆其留滯之故，間發一二以飾之。或有自外而塞者，無論其輕重，?閉之使不入。或有自内而塞者，無論其甘苦，?匿之使不出。或有懼其将通而百計旁撓之者，狎邪之説中而彌堅其塞矣。或有安於不通而一味故塞之者，錮蔽之形成，而難冀其開矣。嗟乎！批答一竅，将人材登廢，生民愉慘，胥橐鑰於此。又大之而天命予奪，人心離合，胥萌蘗於此。人主奈何使之常塞而常不通也哉！”

應天鄉試（主考官馮有經、傅新德）五道策問，有四道與萬曆朝之朝綱直接相關。五篇策問，《紀綱》、《災異》、《忠孝》、《用人理財》、《克己》，從朝綱至自然與人事之徵應、臣子處上的態度、關乎國運民生的用人理財到一己之修齊，體現了考官的良苦用心。《紀綱》針對“邇來士横民頑，卒譁諝猾，諸罔法不具論，即號薦紳家，寮宷長屬，間畀乘尊。下於上，浸以凌替，似非盛世所有”的現象發問，《災異》針對“近歲以來，災異屢見”的現象發問，《忠孝》針對“今聖明在御，嚴重難犯，批鱗直諫之士，無所閟其口”的現象發問，《用人理財》針對“邇來中外多故，缺竭是虞。大冢宰補牘而陳，大司農持籌而嘆。……人與財昔饒而今匱”的現象而發問，《克己》針對“世衰道微，機鋒駴作。家立門户，人樹藩籬，甚至公示公溥而陰慘尤甚”的現象發問，具有鮮明的“時務”導向。

而策對的程墨（五篇策對，有二篇標明爲墨卷，三篇未標明是程是墨）則一遵科臣“直言不諱”呼籲，目光如炬，鞭辟入裡。如《用人理財》篇，指出明朝並非無人乏財，但“邇年以来，内外大僚，寥落晨星。臺省諸員，强半空署。或以一人攝数篆，或以一差兼数年。處處皆虞代庖，人人久苦積薪。加之九塞飛書，諸司積案。老庫将竭，京糧告罄”。“用人之與理財，既已相反矣。而用共人之與用私人，又自爲相反。卿寺之缺，臺諫之缺，監司守令之缺，無慮數百員，悉束之高閣。乃城狐社鼠，一稱意則擁傳握符，被蟒圍玉，顓行而不報也。理財之與用人，既岐而二矣。而理公帑之與理私藏，又自岐而爲二。狂哱之費，倭播之費，河工典禮之費，垂及二千萬，悉委之尾閭。乃封椿景福，一請發則褎耳不聞，沃石不入，屯膏而不下也。而猶未也，私人之間共人不已。於是用人之禍，且轉而移之乎理財。”“今四方珠玉金銀之未至者，中官以敲膚剥髓而求之；已至者，皇上以瓊宫寶庫而蔵之。其賢人俊乂之未至者，以山陬海澨而棄之；已至者，以犬馬草芥而蓄之，不當意則以鬼薪獄纍而處之。”

五篇策問及策對，尖鋭地呈現萬曆朝之痼疾，病入膏肓。這對我們認識萬曆朝之政治、社會、財政、道德、士風民心及其對明朝命運的影響，具有最爲直接的史料價值。

如果説，《群芳一覽》之選文重在朝綱，那麽《舉業瑶函》之選文則重在遼東“虜情”。

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先人留下的十三副遺甲起兵，開始了建國稱汗之旅。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了後金。天命三年即發佈七大恨正式誓師伐明，接着攻克開原、鐵嶺、遼陽、瀋陽等地。天命十一年（天啓六年丙寅）努爾哈赤去世，皇太極繼續尋找進攻明朝的機會，構成了對明朝的重大威脅。時務策對此的反應是，不管是考官的程文還是舉子的墨卷，其對策對於關外崛起並形成越來越大威脅的後金的措詞越來越嚴厲而不遜。即使是舉子的墨卷，同樣是敏鋭地關注着遼東國際形勢的最新變化。

該書編成於崇禎三年，其時正是遼東局勢頻頻告急時期。編者吕五音、夏履先不僅在時務策中選入多篇與遼東有關的對策，即使在表部，也時重遼東之焦點。“表式”選文十篇，最晚一篇爲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河南鄉試程文《擬上諭兵部援遼兵餉如期速發所進地圖留覽謝表》，即是以當年遼東戰事作爲試題。全書最後一集是水陸九邊圖考，借以加强此書之歷史真實的氛圍。

吕、夏的老師張鼐（字世調，號侗初）曾於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代内閣爲皇帝草《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在“奴夷小丑，肆逆東方”[xii]的形勢下詔諭天下軍民，同心協力，共同抗敵。萬曆四十八年，張鼐又代草了《詔諭天下軍民並遼東將士人等》[xiii]，並奉使遼東，多次向泰昌帝上疏陳述其遼東戰略。撰《遼夷略》，首述朵顔、泰甯、福余三衛，次叙女真海西南北諸部及建州部族。此外，張鼐還著有《吴淞甲乙倭變志》、《遼籌》，是遼東問題的專家。《舉業瑶函》之“九邊”比《皇明九邊考》少了固原一邊，多了“建夷”、“日本”兩則。其“建夷”條彙編自其師張鼐的《東夷考略》等書，並以“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艾也”作結。所選萬曆戊午河南程表、袁熿之程文《戰守》、陸燦之墨卷《東虜》、譚元春之《富强》《兵要》、黎元寬之墨卷《文武》，均爲天啓間鄉、會程墨，戰火烽煙瀰漫於文字間。

三

從對科舉制度的瞭解的完整性來説，三場構成了一個整體。八股文與詔、誥、論、表、判、策、試帖詩構成了明清科舉文體的整體面貌，成爲明清文人公文寫作與文章修辭的基礎。不管是從文體學的角度，還是從文章學的角度看，對明清程墨文獻中的二三場的論、表、判、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二三場來歷，多出於《綱鑒》、《左》、《國》、諸子百家。”[xiv]考生若想在二三場角逐中勝出，那麽對於《綱鑒》、《左傳》、《國語》、諸子百家的古文傳統，從思想到文風，都應有深入的領悟。所謂“以古文爲時文”本來就是科舉文的題中應有之義。二三場的文集，爲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獻。

明代鄉、會試第二場所考科目，除論、表、判之外還有詔、誥等文體的考試。明初改應天府學爲國子學，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内科二道。永樂十八年遷都之後，南北監所習、所考科目亦同此。這是明代前期鄉、會試的基本科目。《建文元年京闈小録》的判語部分也保持了考試録不録判文的通例，僅列出了五道題目。從與文學的關係看，二三場諸文體中，論與策更爲文人所看重，所謂“語、詔、誥、表，雖沿詞賦之遺，無當實際，皆朝取青紫，夕覆醬醅矣”[xv]。然而作爲公文寫作，表與判爲舉子日後進入仕途開展公務作準備。元代吴萊説：“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xvi]明代黄汝亨把論、表、策視爲“臣道”修養的一部分：“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祖宗所以教事君也。蓋論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野草倨侮者未嘗無焉。試之以表，而君臣之體絶，廊廟之文嚴，雖倡狂無忌，亦必諧宫商、肅仗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xvii]黄汝亨認爲，表的特點是“光明宣朗，了然於口”[xviii]。這是真德秀、吴訥等人説過的，是明代表論的共識。

從文體角度看，《建文元年京闈小録》可視爲一部三場文選，視爲明初的一部科舉文集，對研究明代科舉文體之演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此書題爲“小録”，是明代初期考試録的常見形式。弘治間丘濬説，洪武三年始開鄉試，至洪武十七年鄉、會試之制始定。考試録的形式，“初爲小録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録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録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xix]由此書内容可見此科考試仍保留了元代“四書義”的考試形式。

在文體形式方面，此時八股形式雖未形成，但個别程文已出現分股和入口氣形式。《明史·選舉志》曰：“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儘管後人已經指出，“八股”之法至成化始定型，但入口氣、用排偶則是從一開始即已規定的。從這部《京闈小録》所選《四書》義和五經程文來看，大多並未嚴守入口氣、用排偶的規定。其中，許勝的書義《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是個例外。在破題、承題之後説：“昔者皋陶之美帝舜，其意若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此帝德之備於己者然也。”這是入口氣。然後從“乃聖乃神”起，分八股展開。最後是一個小結。而其他各篇，包括兩篇《四書》義，都未遵從“入口氣”的規定，其排偶也不嚴格。

《弄丸判語》、《群芳一覽》、《舉業瑶函》都屬於二三場文選。由於晚明二三場書籍的“違礙”現象，在乾隆間多被禁毁，因而《群芳一覽》等文獻便顯得彌足珍貴。

在古代傳統的審判程序中，有判語的一個環節。判語是制判者根據現行法律對案件作出的裁决。判語之起源甚早，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唐人始以判試士，判語出現新的變異。與秦漢斷獄之詞不同，科舉中的判語乃是選士之詞，不免有重文詞的傾向。明代科舉第二場考判語五道，以律條爲題。吴訥明確地把判體列入其《文章辨體》中。

判語本出於實用目的，當它成爲科考科目時，其“文”的一面也越來越突出了。這就是孫梅所説的“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爲《風》《雅》”[xx]。科舉的目的是爲官僚體制選拔人才，知府、知州、縣令均具司法職能，故“經義爲士本根，而法律所以輔之”。故科舉考試應有判語之科目，“古者任人先試以政，即橋門鼓篋，且以判語程之。安得廢棄不譚也！”但是，在事實上，有明一代，判文一直被輕視，無論是在實際的行政事務（所謂“判决之任”）中，還是在科舉考試中，均如此。“至於判决之任，輒置而不譚。得非以經義重，法律輕耶？夫國家政典，三令五申，當官者弗得而廢。”[xxi]在科舉考試的各科目中，判語儘管鄉、會試必考，但它不僅無法與經義同日而語，與論、表、策也不能並肩。這一點從歷科鄉、會試的考試録中即可見出。考試録從不録判語之程文，或許是由於其體過簡，考生容易應付。顧炎武《日知録》提到了這種情形：“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録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户，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xxii]“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xxiii]乾隆二十二年，鑒於“士子往往宿構暗記，漸成鈔胥具文”[xxiv]的情形，朝廷出於“敦崇實效”的目的，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八韵詩。因而作爲科舉中的判語也漸爲應試士子所淡忘。

《弄丸判語》是一部判體文集，編者爲萬曆間湖州知府陳經濟。[xxv]它的考題都是選自《大明律》的條目，答卷在二百字以内。這樣的測試只是考核考生對《大明律》的大致認知。其目的並不在於考核考生的“斷獄”能力。作爲答卷，考生以駢文的形式，使用性質相同的歷史典故來表達對《大明律》條文的認識。（而不是對具體案情的斷案策略、見識與智慧）這就導致了明代判文大同小異的普遍情形，把這部《弄丸判語》與李廷機等人評選的《新鐫翰林評選註釋三場判學司南》相較，很多同題判語幾乎完全相同。如龔三益與黄洪憲、秦繼宗與田一儁、趙三極與陳懿典、余應詔與朱用光、趙三極與茅坤等人之同題文，均極似。

從文體的角度看，《弄丸判語》爲我們提供了袁宗道等萬曆會元、解元之難得一見的駢文作品。而從判體文在明清小説、戲曲之流變來看，《弄丸判語》是一個觀察的基點。判體文在宋代以後向實用和公案小説兩個方向發展。判體文作爲科舉文體，有着向文辭化的方向發展的傾向。同時由於它的頻繁用典，便存在着向叙事文發展的可能性。《弄丸判語》之後有《新刻海若湯先生彙集古今律條公案》的出現，它在判文之後附有案例，介紹案情經過，使得判體文開始走向“法制文學”、“公案文學”，由此呈現了判體文流變的軌跡。

《弄丸判語》中入選者都是萬曆間鄉試、會試或殿試之元魁，代表了萬曆前期判體文的最高水平。其作者，像袁宗道、余應詔、朱之蕃、翁正春、劉應秋、湯賓尹、駱日升等，後來都成爲著名文人或顯宦，而這些判體文大多並未收入作者的文集之中。這些判體文有助於加深對這些文人創作的整體面貌及其豐富性的認識。

《群芳一覽》所選的鄉、會試主考官之文以及楊道賓等的考試録序文，《舉業瑶函》選入張鼐序文、譚元春、袁熿、陸燦、錢希忠等之策、論，大多爲其作者文集所未選入者。藉着該書，我們也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晚明文章的面貌。《舉業瑶函》全書六集，“表式”之後附有“通用”部分，分列了表體文常用格式的基本構件，具有類書的性質，旨在方便考生掌握表體文。

四

本叢書選文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明清科舉文論。

《舉業瑶函》除了史料價值之外，也具有重要的文論價值。該書於論、表、判、策各部之前都有一篇“訣”，即關於論、表、判、策的理論。這些“訣”來自一部叫“指南録”的書，此書已佚，未見著録。從《舉業瑶函》和清康熙間王之績《鐵立文起》對它的引録情况來看，《指南録》應該是晚明一部關於二三場的理論著作，作者未詳。該書對論、表、判、策，四體並重。它根據各文體的特點和科舉的特殊環境，提出相應的寫作原則和境界。

清代部分選入十一種文獻，由順康時期的朱錦到光緒間的謝若潮，可以呈現清代科舉文論的大致輪廓。除陸隴其的《一隅集》外，其他十種都屬於專門的科舉文論。由此十一種文論文獻，可以概見清代科舉文論的基本類型、特點和文論史演進的基本脈絡。

對於明清時期的科舉文論，歷來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或津津樂道，或口誅筆伐。

八股取士制度的原初設計，是通過經義考試使儒生在應試的約束下專注於儒家經典的學習與理解，從而達到信仰與人格的培養。康熙間理學家陸隴其説：“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託之民人社稷，則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是取制義之意也，是五六百年來所以行之而不廢也。”[xxvi]嘉道間陳用光説：“國家以四子書命題取士，蓋導以庸行庸言之謹，而勖以温故知新之業。士修其業，宜皆能勵實學以應上之求矣。”[xxvii]“學莫先於窮經。《四子書》，窮經者之所首務也。國家取士，沿前朝舊制，以《四書文》覘學者之藴蓄。”[xxviii]由科舉之文進而求於經史之貫串，以窮經爲致用之本。

薦舉與科舉、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兩種不同的人才觀和培養、選拔方式衍生了兩種不同的評價尺度，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批評理念。不同的出發點，决定科舉文選家、批評家對待科舉文論的態度。

論家的這些不同立場來自對於科舉取士制度的不同態度。關於科舉取士之利弊，即使是官方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日深，僥幸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時文徒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説，蔓衍支離，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表、判可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行，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欵改移更張？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然而禮部的答覆則是：科舉之弊，固然如舒赫德所言，但是，能否得真才，關鍵在於“責實”。“若惟務徇名，雖高言復古，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及表、判、策論皆空言剿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藝爲然？”[xxix]禮部的這一答覆是最爲務實的。高言復古、高言經學旨歸，倘不責實，也是空言。“以古文爲時文者”，不見得其人格境界或者道學精神比一般人高尚。應試教育有其自身特點，其最鮮明的特徵是它主要服務於階段性目標，它可以暫時懸置經學旨歸，而把學習與考試規劃成一個技術性處理的過程。至於“僥幸日衆”，則是科舉（乃至一切應試考試）作爲一種人才選拔方式所應該有的“成本預算”。

明清的科舉理論，從文論家的立足點來看，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視經義文的目的是體悟、闡發聖賢的微言大義，致力於培養士子的人格胸襟，一切的文法之論均屬細枝末節。第二類視科舉各文體爲應試文，致力於尋求應試的對策，培養應試的技能，把握具體的、系統的“法”，確保在最大範圍裡讓士子入選中式，確保被録取的底線；對於所謂的聖賢的微言大義，也可以通過特定的技術化處理提煉爲特定的“法”，對“法”的操練成了科舉的全部。這一類書被稱爲“揣摩”之作，是清代十分流行的制義文論形態，也被鄙稱爲“干禄”之書。錢振倫説：“《時文緒論》以姚姬傳《四書文選》前數則爲最精，近刻何義門有數則似專論前明之文選。又《八銘塾鈔》及《立誠編》前各有數則，皆可啓迪初學。若項水心《論墨》、朱岵思（錦）《會元薪傳》之類，則揣摩陋本耳。”“乃唐翼修（彪）《讀書作文譜》猶極言不可删，《叢話》引其説而是之。唐氏干禄之書，持論甚鄙，獨於大結意在復古，可謂進退無據。”第三類相對來説較爲理性、較富於建設性，從而真正體現了科舉考試制度的初衷，它通過特定的、具體的、系統的、科學的方法捕捉各科舉文體的規律性，使士子在最短的時間内掌握最爲有效的應試方法，通過科舉的環節去體悟、闡發經典的微言大義；這類理論往往是“義”“法”並重。以經義爲旨歸，以技法爲筌筏，既强調義理，又重視文法，采取“就文詞章句之末而推極於身心性命之際”策略。

顧炎武、王夫之屬於第一類。以顧炎武、王夫之爲代表的狂風驟雨式的怒批自有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考慮。王夫之説：“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鈔》而後無文。立此法者，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荊棘，正在於此。”[xxx]王夫之曾經針對“成弘法脈”對成化、弘治間的制義進行猛烈抨擊。他首先對成、弘間兩大代表性人物王鏊（守溪）、錢福（鹤滩）進行否定。明代以來，一直有“錢王兩大家”的説法，王夫之舉出錢、王之作的淺俗處，認爲他們之所以著名，是因爲“陋儒喜其有牆可循以走”[xxxi]。“世所謂‘成、弘法脈’者，法非法，脈非脈耳。”[xxxii]王夫之之所以力貶成、弘，是因爲其制義不能真正揭示儒家經典之微言大義。不致力於經學，而斤斤於法與脈，因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埽地矣”[xxxiii]。作爲一位經學家、史學家，王夫之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然而如果從寫作史、批評史的角度，這種批評顯然不能稱爲公允的學術立場。

吴蘭、周夢顔、仲振履等屬於第二類。

吴蘭的《吴蘇亭論文百法》是一部於康熙年間在江右地區較爲出名的科舉文論著作，後經王汝驤之褒揚推廣而名聲遠播。該書所論，包括首場之四書文與試帖詩和二三場之論、策，而以四書文爲主要討論對象。在明清的科舉文論中，該書可謂個性鮮明。與“以古文爲時文”的道學立場不同，吴蘭認爲，經史、百家、道學、古文、唐詩、宋詞乃至戲曲、小説，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都有助於制義之寫作。由於該書作者在經史、文學、藝術方面有廣泛的興趣，其對科舉文法的闡釋往往用詩、詞、戲曲甚至小曲去表達。這種論説方式對於士子來説或許可以提高學習興趣，但對於視經義爲闡發聖賢微言大義的學者來説則是對聖賢的大不敬。

在其論説中，時文與古文、詩詞的界線被打破了。其二百二十法中即有“韓調法”、“柳州法”、“蘇家法”、“歐公法”等，他認爲：“要曉得時文調皆從古文中抽出，及入時文，遂見今不見古矣。”韓愈的古文是吴蘭解説制義各法的寫作典範。除詩文法之外，書中還有“扮演法”，制義法也與舞臺藝術相通。作者是一位對俗文學，尤其是戲曲、小曲十分熟悉與酷愛的塾師，談“養局法”時他説：“如傳奇演事，必有多少離奇變幻，養出團圓一曲。”他有時乾脆就用曲詞演説制義諸法，如“收韁法”，“問：‘如何是反收法？’答云：‘大包容饒了曹瞞罷。’”並自注：“末語《四聲猿》。”有時乾脆來一首詞曲，如“啣尾法”，用一支《番卜算》詞表達：“股末淡飄摇，接首相啣照。通篇連棧下山腰，段法真精妙。”《牡丹亭》、《四聲猿》、《尋親記》的曲辭，他都是張口就來。有時他像一位説書人，在講完“出色法”的道理之後，他敝帚自珍：“若舉世無知己，我便作玉茗堂花神云：‘今已後再不開花了。’”由這樣一位在經史子集、戲劇俗曲、琴棋書畫等方面均有修養的論家來演説制義文法，簡直就是一次色彩斑斕的文化之旅。書中還有“文訣四十八字”，是關於八股文法的四十八個範疇，頗具理論色彩。書中有些文法論不僅是針對應試士子，其中有幾則還是針對塾師的。如“金針法”、“圈點法”，指明應該如何指導學生應試。

康熙間周夢顔（後來成爲虔誠的佛教徒）的制義文論《能文要訣》有非常特别的説理方式，該書針對的是初學者，具有啓蒙性質，因而著者循循善誘，多方設喻，讓我們領略到一種布道者之潜質。其“爲初開筆者設三喻”，在八股文理論史上可謂别開生面。爲説明八股文之章法結構，他先以“請客喻”，以日常習見之人情詮解八股文之章法；再以“房屋喻”，由日常起居之常態詮解八股文之結構；再以“出遊喻”，以出遊之常事詮解八股文之“題前”、“題後”理論，即八股文與藴含於其後的經學大背景之關係。重操作性是它的第二個特點。作者所歸納的“五法”、“五忌”、“五體”、“五病”等，都是提綱挈領、便於記憶、利於操作的。其“三不窮法”（推原法、回抱法、詐呆法）都是拓展文思、深化題境之妙法。該書在制義文論上没有太多的建樹，但具有教育史、考試史的研究價值。

仲振履的《秀才秘籥》是一部徹底的“揣摩”之作。該書直面制義的“應試”性質，全書緊扣“實戰”這一核心，是一部“場屋必售技”的專書。它具有明確的、特定的接受對象：童生與秀才；有特定的討論範圍：秀才入學考與歲試、科試；采用特定的文體：文話。仲振履同時還是一位頗爲知名的戲曲作家，其揣摩理論也時有戲劇理論色彩。該書充分重視考官臨場判卷之心理狀態，提出相應應試策略與技巧，比如它説：“歲試作文要有膽，科試作文要有法，歲試人人畏懼，志在只求無過，我獨明目張膽，暢所欲言。科試人人放逸，我獨周規折矩，舉止官方，如此未有不一等者也。”歲試是學使監臨、考核秀才之試，其結果影響着秀才的升黜，“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繫焉”[xxxiv]。學使下車伊始，自是嚴厲挑剔，故秀才們人人畏懼。在人人文筆蹇澀的情况下，我却“明目張膽，暢所欲言”，便能迅速抓住觀者（學使）的目光。它考慮到考官的閲讀興趣的問題：“場中作文，先作首藝，便作第三藝，再作第二藝。何也？人之精神，至三條燭盡，未有不委頓者。首藝用全副精神，到第二作，便有興到筆隨之妙，三則竭矣。簾官挨次看去，每况愈下，索然無味。將二三篇一爲移换，閲至三藝，興致勃勃，毫無委頓之態，則售矣。”

司徒德進、司徒修的《舉業度針》是一部隨筆彙編，其“鍊墨十要”部分，頗具詩論色彩。“鍊墨十訣”則是制義十大範疇論。另外，此書不僅爲八股文論，其中也包括試帖詩論。如“論詩”一則，是針對乾隆以來新的考試制度而提出。當時考官判卷的具體情况是：“當今最重詩律，場中閲卷，每頭篇看畢，即看詩。”司徒德進之試帖詩論是以八股文法進行詮解的。他還特意作了兩篇有關試帖詩論的歌訣，朗朗上口，便於記憶，體現了應試指南之特色。“揣摩戒學高古”一則，繼承薛鼎銘之“揣摩”理路，明確宣稱：“夫揣摩原欲榮世，非爲傳世。”故“揣摩戒學高古”，因爲一方面，“王、唐、歸、胡文章，原不從時文得來。學者無此根柢漿汁，而欲竊其形似，必不能相肖”。另一方面，“且即肖之，而於主司、房考走馬看花中，欲進以聲希味澹之文以求合，豈不難哉”！此外，書中多有經驗之談，如“題中小義不宜分股”一則，指出並非所有的並列句式之題型即必分股，應據題意，若兩句疊出，雖分兩事，却無甚分别者，則不宜分股。他提出“鑄題”的四法：截其散，化其板，括其煩，銷輕爲重。此或爲吴蘇亭所啓發，而論述更精。

此書除了討論首場的四書文之外，同時也討論了第二場之五經文和第三場之策。乾隆二十二年廢表、判科考、加試試帖詩的同時，把原來首場的五經改在第二場。司徒德進提出相應的對策，指出：“作經文與《四書》文不同，不必拘以理法，只須文氣磅礴，古色爛斑，得《騷》、《選》、子、史話頭來寫最妙。”這是此前的制義文論所極少關注的。“要之，二三場經策，無益於中，（闈中頭場薦卷乃看，二三場不薦者不看。）而有礙於中。（二三場有瑕疵者，每多點落，且頭場仲伯之卷，亦每以二三場比較優絀。）去其有礙，便是有益矣，有志者切莫潦草了事。”把二三場定義爲“無益於中却有礙於中”的科目，完全著眼於應試的特殊性。此外，此書關於“斷做”和“引述”，關於“滾作題法”，其論述都比前人有所推進。該書還提出了“中權”的概念，也值得關注。

陸隴其、方苞、鄭獻甫、錢振倫等屬於第三派，即一方面强調經義的根本性地位，强調“義”與“法”之間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則充分重視“法”自身的内在規律。

陸隴其的《一隅集》雖爲八股文選，但它具有强烈的理論意向。該書是陸隴其爲其子所編寫的八股文教材，闡釋文法之理路甚爲明晰，從淺深虚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到文脈篇章結構，再由此而追探試題之“所以然”，藉此以窺聖賢全學。這一理路由晚明吴默所提出，由陸隴其給予發揚光大。該書的編纂特點是，一方面强調制義的經學旨歸，强調對儒家經典的深入透徹理解是制義運思構想、佈局謀篇的基礎。在時文與經史、古文的關係中，陸隴其認爲學習經史、古文無疑更爲重要、更爲根本。他以庖人治饌爲喻，把時文比喻爲最終出現在筵席上的佳饌，而一切經史則是用來製成佳饌的“粱肉山珍海錯”。“庖中無粱肉山珍海錯而徒廣收筵席之餘饌珍而藏之，欲以此饗嘉賓，其不至臭穢不堪者幾希。”所以應以提綱挈領之法儘量縮短學習時文的時間，以便騰出“餘力”去研讀經史、古文等“應讀之書”，去全面深入理解聖賢之學。另一方面則强調法是呈現經學理解的必由之路。“就文詞章句之末而推極於身心性命之際”是該書的基本立場；以“法”爲筌，是該書的具體展開方式。所選四書文中的夾批明晰標出各股的具體位置。其文後批的篇幅往往超過所選八股文，重點闡釋每篇制義的構思、文脈和各種方法，指明得失，具有極强的可複製性和可操作性。這是《一隅集》的制義文法論的一大特點。“義”“法”並重，以“義”制“法”，由“法”顯“義”，這一點對後來的桐城派古文是有影響的。

樓渢爲康、乾間著名的制義文論家。與隨筆式的或文話體的科舉文論不同，其《舉業淵源》具有體系建構的鮮明意向。全書分“理體”、“題體”、“文體”三個層面對制藝進行分類闡述。“理體”指制藝題目内容的性質，“題體”指制藝題型，“文體”則屬於制藝風格論。“理體”和“題體”立足於制義的應試性質，“理體”將試題的内容性質分爲“性情”、“學問”、“教化”、“飲食”等五十六種，此爲士子開筆之第一步。“題體類”部分則把試題類型進行分類，指出不同類型的試題之關鍵所在，提出相應對策，具有指導應試的實戰意味。“文體類”部分則頗具創造性，這使它與一般的制藝文法論的著作區别開來。這是一部制義風格論，歸納出十四種制義風格，以詩化的語言描述不同的制義境界，如“整飭”、“古健”、“沉鬱”、“藴藉”等，可視爲一部《十四制義品》。

《墨譜》是順、康時期朱錦與乾隆時期薛鼎銘之舉業論著的合集，内容包括朱錦撰、薛鼎銘詳注的《會元薪傳》和薛鼎銘所編撰的《論墨雜録》、《勸學九條》。朱錦的《會元薪傳》在清代頗具争議，梁章鉅稱：“其書語括詞簡，得註釋而其旨益明，洵元燈也。”錢振倫則貶之爲“揣摩陋本”。然“揣摩”確爲此書之特點。“揣摩”有兩層意義：一是揣摩聖賢之微言大義，這是明清以來吴默、陸隴其等人所提倡的；一是揣摩考官之心理與臨場判卷之情態，此類“技術化處理”的應試策略常被貶爲“陋俗”。朱錦此書兼有此二義。此書“作文式”部分列舉了“融”、“湛”、“輕”、“大”、“暢”、“淺”、“清”、“勢”等八大範疇，對明清制義範疇體系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薛鼎銘的注釋充實、擴展了該書的制義思想，成爲該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論墨雜録》輯録了自蘇軾至薛的友人徐秉哲等人的文章觀。在明清時期的一些制義文選中，這種文論彙編常置於卷首，是明清制義文論的一種重要形態，薛鼎銘之輯録延續了明清時期制義選本這一批評形態。其《勸學九條》既有“定志”、“勵志”等勸學的内容，也有“識命”、“識途”等順天知命的内容。這兩方面的内容，在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都有大量的著述存在，成爲明清時期科舉文論的延伸性産品。

鄭獻甫爲道咸時期著名的制義作家和理論家，其《制藝雜話》首先推尊制義體：“八比文義理本於注疏，體勢仿於律賦，榘度同於古文，體本不卑，作者自卑耳。”因而制藝與儒家經典、經史注疏、古文傳統是相銜接的。真正好的制藝，必以儒家經典爲根柢。“學者非考究唐之注疏，研尋宋之語録，則必不能解聖賢之言；非流覽唐之律賦，誦習宋之古文，則亦不能代聖賢之言。何則？言之精者爲文，注疏之瑣碎必濟以律賦之整齊，語録之腐俗，必行以古文之淵雅，而後義理明，典章確，語氣肖。其品似在策論詩賦下，其學實在策論詩賦上。”“試問，《關雎》合樂，執圭聘禮，不考《儀禮》，能動一字乎？庶人在官，八家同井，不考《周禮》，能動一字乎？”該書涉及制藝的體制、範疇、章法、筆法等方方面面。

該書有較强的文體意識，它首先借辨體以辨源流，通過辨析散、駢、律賦、論體，考察科舉文體之淵源。該書以“話”體之散論形式，以舉業之循序漸進步步闡説。先精研實理，再體貼虚神，然後便是練識、練意、練勢、練局。在論説方式上，此書多有警策之言，頗具辯證之理。如“時文之題，不外《四書》。時文之人，必博羣書。否則斷無是處”、“時文之題，必宗一説。時文之理，必考衆説。否亦不知是處”、“實字研義理，虚字審精神。此看書法也。虚處起樓臺，實處開洞壑。此作文法也。虚處認得不真，實處必説得不透”。該書架起了一個制藝史論的框架，但只是選取幾個綱領性的問題作精辟之論，體系性和深廣度並非它之所長。

錢振倫爲咸豐間著名的詩文選家、駢文家和制義名家。其《制義卮言》由於從未刊刻，因而並未在當時和其後廣爲人知。而事實上，該書構架宏偉，論説精嚴。全書八卷，由明至清，窮時文之正變，明制義之作法。其論明、清制義之流變，寓論於史述之中，既兼容並包，又褒貶予奪，立場鮮明。在文法論方面，於因題立制、慘淡經營處用心尤深。第一卷仿梁武帝《書評》的形式，評明、清各四十家。可惜該書後四卷已佚，其第六卷爲“題類”專論，第七卷則是一部明清制義文論的彙編，第八卷則以紀事詩模式，述藝林之諧談趣事。該書代表了咸豐時期制義文論的最高成就。

道、咸是清代制義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梁葆慶於道光十二年説：“應舉之文，前十數科雅尚奥博，堆砌餖飣，競以子史隱僻語角雄長。戊寅、己卯，漸歸清真，曩時强湊摭拾惡習，淘汰幾盡。”[xxxv]認爲乾隆後期至嘉慶時期的制義“雅尚奥博，堆砌餖飣，競以子史隱僻語角雄長”。嘉慶末年，文風始歸清真。則道、咸時期乃是一個撥亂反正時期。早在雍正朝，世宗即對其時的文風深表擔憂，“屢以清真雅正誥誡試官”。[xxxvi]方苞奉敕編《四書文》之後，“行之既久，攻制義者，或剽竊浮詞，罔知根柢……嘉慶中，士子撏撦僻書字句，爲文競炫新奇”[xxxvii]。身處道、咸這個撥亂反正時期，鄭獻甫、錢振倫等人的制義文話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自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會試始，裁去表、判科，增用五言八韻律詩一首，永著爲例。此外，進士朝考、庶常散館翰詹大考，皆考律詩一首，名爲“試帖”。試帖詩與試帖詩學由此而盛。乾隆二十三年即有張殿鼎選注的《國朝應試排律金針》之刊刻，其後紀昀《我法集》於試帖詩上施以評點。試帖詩學與傳統詩學之關聯與變異，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咸豐間鄭錫瀛的《分體利試試帖法程》則采用“彙評”+“詩選”的模式，把試帖詩學推向新的高度。該書卷首收入四篇試帖詩論：“寄嶽雲齋論試帖十則”、“龔文恭公艷雪軒試帖詩話”、“陳青丈學使試帖論”、“龍翰臣修撰應試程式”。因這四篇試帖詩論，該書又名《詩法入門》。張寅彭、吴宏一、蔣寅諸先生曾著録此書，但張寅彭先生著録的是光緒十一年刻本，吴宏一、蔣寅先生著録的是同治元年刻本，本叢書收入的是咸豐九年（己未）通德堂刻本，第一則“寄嶽雲齋論試帖十則”爲同、光各刻本所無，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

《帖括枕中祕》爲光緒間謝若潮所撰，其内容主要由構局、用筆、修詞等部分構成。該書雖多論作法，但並不鼓勵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設計出一套實用而完整的培養方案。其“讀法”部分是謝氏獨到的體會，在討論作法之前先討論讀文（尤其是範文）的方法，把聲音的高低急緩與文章筆氣文脈聯繫起來，其理論的基礎便是清代流行的聲調法。“構局門”部分是該書的結構論，也即一般制義文論常談之破題、承題、起講、大結等。但謝氏在論述時常把這些結構論與修辭論結合起來。“尋間”是該書的一個重要理論，即要善於發現“題中上下合縫處”，在無字處運思。卷五開列了一份長長的書單，内容包括經、史、子、集。他對學生的知識結構的培養，已遠不是“以古文爲時文”所能囊括的了。該書單包括讀經、讀四書、讀史、讀明道之書、讀經濟之書、讀詞章之書、讀考據之書、讀子、讀集。古文只是“詞章之書”裡的一種。同治十年童試加試算術學，光緒二十一年添試時務，此書中的“讀子”部分列有《新譯西洋兵書五種》，顯示了時代的特色。科舉制度已漸近尾聲。

本書收入的文論文獻大多並未爲學界所關注，但是它們對我們了解明清科舉文論的整體面貌和流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文論既承繼着傳統的經史觀念、詩文理念，也充分展示了科舉本身的内在規律。在這種繼承與變異中，我們不僅可以認識到科舉文論自身的發展變化，也可以了解到傳統詩文理論在科舉文化中的衍生與蜕變。科舉文論中的範疇論和文法論大大地豐富了傳統詩學與文章學。

五

二○一○年，本人於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作爲期一年的交流，在關注戲曲文獻的同時旁及科舉文獻，二○一二年開始集中關注稀見科舉文獻，二○一五年年底再赴日本作爲期一年的交流，多方查訪稀見科舉文獻。收入本書的是本人多年訪書所得的一部分。本書用以校勘的參校本也多有孤本或稀見之本，如茅維的《皇明表衡》、清抄本《明文傳薪》、清莫晉抄本《隆萬時文鈔》、樓渢《明文小題貫》、于光華《塾課集益》。對這些稀見文獻的整理或影印，俟諸異日。

二○一五年本人的《宋元明清程墨評點與文論的關係研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立項。二○一七年成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清代稀見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之首席專家。項目的資助使得本課題得以順利展開。在此，我要向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致以誠摯的謝意。

本叢書在文獻蒐集、整理的過程中，得到諸多學者、朋友的幫助，如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橋谷英子教授、日本新潟大學劉靚博士、吴冠文教授、趙建忠教授、侯榮川君、潘履冰先生、胡瑞琪先生，特此致謝！還要感謝陳廣宏教授、鄭利華教授、徐永明教授在本書校勘過程中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最後要特别感謝羊列榮兄細心的審讀，感謝責任編輯宋文濤君爲本書的出版所付出的艱辛勞動。

[i]《諭内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頁。

[ii]《諭内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二頁。

[iii]《諭内閣〈學易集〉等有青詞一體跡涉異端抄本姑存刊刻從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四七四頁。

[iv]可能是唐汝瀾偽託焦竑、王衡之名的一種二三場科舉文的評點本。此書卷首爲唐汝瀾序，説明此書是由他所選，並作了説明：“余不自揆，輒披選二三場程録，拔其尤，附以墨，而爲之注釋。起嘉靖之季，訖於今。爲集者五。”此序有兩可疑：其一，稱“起嘉靖之季”，實際上起於隆慶丁卯。其二，全書八卷十六册，不知其“爲集者五”何所指。或者原本五卷，後增至八卷。

[v]朱彝尊《曝書亭集》國學整理社一九三七年版。

[vi]尊經閣藏本，其書名應爲“皇明程墨紀年四科鄕會程墨紀年”，書口題爲“皇明名山業”，周鍾編評，崇禎刻本，十六册。其所藏《歷科程墨文室十帙》，明韓敬編，崇禎刻本，也是十六册。

[vii]《明史·陳伯友傳》。

[viii]《學府秘寶凡例》，周延儒輯、賀逢聖注《兩太史評選二三場程墨分類注解學府秘寶》，順治間周氏大業堂刻本。

[ix]李衷純《皇明策衡序》，茅維《皇明策衡》卷首，萬曆三十三年刊本。

[x]馮夢禎《策衡序》，茅維《皇明策衡》卷首，萬曆三十三年刊本。

[xi]黄汝亨《皇明策衡序》，茅維《皇明策衡》卷首，萬曆三十三年刊本。

[xii]張鼐《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四庫禁毁書叢刊》集第七六册，第一二頁。

[xiii]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四庫禁毁書叢刊》集第七六册，第一四頁。

[xiv]《學府秘寶凡例》，周延儒輯、賀逢聖注《兩太史評選二三場程墨分類注解學府秘寶》，順治間周氏大業堂刻本。

[xv]李衷純《皇明策衡序》，茅維《皇明策衡》卷首。

[xvi]《跋吴君程文集後》《全元文》卷四九四，第一四册，第六○八頁。

[xvii]黄汝亨《表衡序》，黄汝亨《寓林集》卷七，《續修四庫》第一三六九册第四五頁。

[xviii]黄汝亨《表衡序》，黄汝亨《寓林集》卷七，《續修四庫》第一三六九册第四五頁。

[xix]丘濬《皇明歴科會試録序》，《重編瓊臺槁》卷九，四庫全書本。

[xx]孫梅《四六叢話》卷一九。

[xxi]何挺《弄丸判語題辭》。

[xxii]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日知録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一三年版，第九六六頁。

[xxiii]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日知録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一三年版，第九六七頁。

[xxiv]孫梅《四六叢話》卷一九。

[xxv]曾有學者認爲，《金瓶梅詞話》中的陳經濟，其生活原型即是萬曆間的這位知府。小説中的陳經濟在湖州府做生意，並曾身陷嚴州府監獄，與萬曆間的陳經濟之曾任嚴州知府、湖州知府在地點上相巧合。（見鄭志良《明名士陳經濟與〈金瓶梅〉中的陳經濟關係考》，《明清小説研究》二○一五年第一期。）但從性格、品行、經歷，兩者實無共同之處。

[xxvi]陸隴其《黄陶庵先生制義序》，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九，康熙刻本，第一四a頁。

[xxvii]陳用光《重刻一隅集序》，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六册第五二a頁。

[xxviii]陳用光《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序》，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六册第五四b頁。

[xxix]《清史稿·選舉志》。

[xxx]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全書》，岳麓書社，第八四七-八四八頁。

[xxxi]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全書》，岳麓書社，第八四四頁。

[xxxii]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全書》，岳麓書社，第八四五頁。

[xxxiii]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全書》，岳麓書社，第八四四頁。

[xxxiv]艾南英《前歷試卷自序》，《天傭子集》，光緒己卯重梯雲書屋刻本。

[xxxv]梁葆慶《墨選觀止》，道光壬辰刻本，第一A頁。

[xxxvi]《清史稿·選舉三》。

[xxxvii]《清史稿·選舉三》。

转载请注明：http://www.bixiongs.com/lwzs/5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