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死生器约在中国民生导报

大众日报记者肖芳

图①为黄洁夫（左一）与移植患者见面。图②为黄洁医院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器官移植被誉为临床医学的“宝塔尖”，能给器官衰竭的绝望濒死者第二次生命。

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遵循医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体器官捐献和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中国模式”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器官移植这个话题，也得以进入公共讨论领域，以科学、公平、透明、可溯源的郑重承诺和严密制度设计，呼吁和吸引更多公民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里程碑式转折点，是自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这背后的主要“推手”是黄洁夫。7月8日，医院崂山院区的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中，记者见到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75岁的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言语温和、面带微笑。回顾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雨之路，黄洁夫一语“定性”：“器官移植事业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式改革。”

没丢“乌纱帽”反而受命“挑大梁”

出生于年的黄洁夫，是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他说，自己走上行医这条道路、选择肝胆外科专业，是因为父亲。

在黄洁夫14岁那年，他的父亲患上急性暴发性肝炎，经历几轮病痛折磨后过世。临终前，父亲留下遗愿，希望儿子长大后学医，救治像他一样的病人。带着父亲的期许，身为长子的黄洁夫一路苦读，年考进全国重点医学院校广州中山医学院，年毕业后分配在云南工作。

年，黄洁夫考取我国第一批研究生，于年取得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被选拔为我国第一批出国研究生，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后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的进修医师。

彼时，器官捐献与移植在澳大利亚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体系和技术，当地80%的成年人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多次参加器官移植手术的黄洁夫，立志要将这项技术带回祖国。

改革开放前后，器官移植技术传入中国，给终末期肾病、严重肝硬化等患者带来了再生希望。很快，中国医学界开始了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肝移植为例，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从年到年，全国共做了58例肝移植手术，但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相继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

直至20世纪90年代，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带来了器官移植新技术、新观念，加之抗排斥药物的临床应用，移植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才再掀高潮。当时，黄洁夫在中山医院（即现在的医院）建立的肝脏移植中心，成为全国牵头的五大中心之一。

有一组数据常被媒体引用：年，美国肝移植率（每百万人口的肝移植数量）是中国的倍，到了年这一差距迅速缩小到19.4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年肝移植数量增长了多倍。到了年，中国肾移植累计例，肝移植累计例，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影响，并不全是美誉。

据黄洁夫介绍，全球范围内，器官移植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后，公民捐献体系随之建立。但由于相关课题在中国起步晚，尚未建立统一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因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一度在国际上引起争议，让广大移植医生也感觉“很没脸面”。

黄洁夫还记得，自己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期间，学校曾发生一次严重翻车，起因竟是去取捐献器官的医护人员害怕被别人看见，在匆匆忙忙返程途中不慎出了事故。这次事故导致2名医生去世、1名护士重伤、1名司机残疾，成为大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没有公开透明、公正伦理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就难以融入国际社会，难以为世界移植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长此以往，势必断送我们的器官移植事业。”置身中国器官移植第一线的黄洁夫心急如焚。

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与4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讨论器官移植。面对国际同行的提问，黄洁夫坦承：中国器官移植尚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

“我作为卫生部官员，还是个医生，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黄洁夫说，“承认本身就表明了我们改变的决心和意愿，一旦承认，那么原来准备指责我们的声音反而停下来了。”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的黄洁夫，迅速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的“焦点人物”。“开会回来以后，很多跟我要好的同事，都担忧我捅了个马蜂窝，‘乌纱帽’不保。”黄洁夫却表现得比较“淡定”：直面器官移植事业中的缺点和不足，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改革的决心，自己是一个医生，即使不做官了，也可以继续努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然而，敢于直言的黄洁夫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他不仅没有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还被选中成为“挑大梁者”，开启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改革大幕。

死生“器”约完备之路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年，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由黄洁夫主持，多名器官移植界人士参加。大会发表“广州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这次宣言向世界表明决心：中国器官移植要开启自我改革完善之路。

医院开始。也是在年，原卫生部印发《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要医院进行技术准入审核，统一标准和管理。自此，全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整顿工作正式启幕。黄洁夫以“连续器官移植20例以上，同时生存率达到95%以上”作为审核“硬杠杠”，将当医院从多家一下缩减到家。

黄洁夫回忆说，当时很多人给他打电话，医院找他。可是“铁了心”的黄洁夫，坚决排除了一切干扰，以“铁腕手段”清理移植界的乱象。

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施行。至此，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实现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大光明的法治发展轨道。

改革破局的关键一招，是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但我国不仅缺乏国家统一的器官捐献体系及系统分配流程，有限的供者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还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的器官来源，这使得我国用于移植的器官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也使我国移植界在国际上深受诟病。”年7月开始，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LancetTransplantation上发表了一系列“结合中国国情推进移植改革”的论文。他认为，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遵循医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是我国移植医学面临的紧迫任务。

自上而下强力推动下，一系列器官移植改革举措陆续登场：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并正式发布全国器官分配政策。器官分配的首要原则是“公平、公正、透明”和“解决病人的医疗需求”。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严禁器官买卖行为，并增设“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

——年，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上线运行。捐献器官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分配，明确遵循区域优先、病情危重优先、血型/组织配型匹配度优先、儿童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稀有机会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国际公认的器官分配原则。

——年2月，原国家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医院必须获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建立器官获取组织(OPO)和器官捐献办公室，并开始有序地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

——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出台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各移植医疗机构，严格使用COTRS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自动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系统外擅自分配与捐献器官，确保人体捐献器官公开、公正、公平、可溯源的共享与分配。

——年11月，国家移植委员会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大会上发表“杭州决议”，医院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获取与分配器官，坚决贯彻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强制使用COTRS计算机系统分配器官。

到了年，中国器官捐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仅一年就实现近例捐献，超过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的总和，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公民自愿捐献率最高的国家。这一年，中国成功完成了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当年我国移植器官实现80％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年12月3日，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主题是“依法治国，推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建立符合国际伦理标准、可持续发展的器官捐献体系，是中国几代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黄洁夫动情地回忆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奠基者裘法祖教授，在临去世前一周还曾专门打电话，叮嘱黄洁夫一定要带领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走向公民自愿捐献的道路。“现在，我们迎来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春天。”黄洁夫说。

“落后的不是群众而是管理体制”

来自中国政府和医学界的这个庄严承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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