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刘珩文化亲密性与中国社会公共
摘要：文化亲密性作为包括国家与地方、精英与大众在内的不同权力等级，以及公共与私密的不同领域所共享的文化特质，所表征出来的共同社会性，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将表明，任何形式和层面的社会组织和团结的方式、公共空间的营造以及个体化的策略和路径，都弥漫和浸润着文化亲密性的意识。它决定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以何种最为经济和有效的形式联结和互动，从而在这一相互介入和妥协的文化亲密性地带，国家收获了忠诚意识，而个体的“创造性”的伎俩（社会诗性）也受到宽容，社会得以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关键词：公共空间生态农场社团组织文化亲密性个体化
本文从文化亲密性所同时具有的公共与私密的双向维度来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这一考量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相关的中国公共生活的研究将公共与私密二元论式的割裂开来，弥漫着一种“理性焦虑症”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找到弥合二者的新的知识范式，从而将近期学界探讨较多的中国公民（市民）社会、社团组织、公共空间以及个体的社会化等众多具有公共生活面向的话题，[1]纳入到文化亲密性这一视角予以反思和考察。另一方面，在现实关怀上，将中国公民社会和社团组织方式建立在差异性和社会分工这一基础之上，较为偏颇和片面，这事实上等同于牺牲更为复杂也更为普遍和私密的情感体验来换取机械的社会团结和合作，明显有悖于人之“本性”。因此本文力图在关照情感和私密生活的本能需要这一前提下，探讨“带有情绪的公民”[2]组成公共生活的方式和路径，以期给予种种“非理性”的私密生活和日常实践方式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包容。
恐怕是出于“启蒙”的迫切需要的焦虑，中国学界在未来公共社会建构这一蓝图和理想中，似乎总是急于将私密生活和情感体验等一类“非理性”的因素从理性的公共领域的“再造”中清除出去。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公共就意味着与私密的彻底决裂，公共领域的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对私密空间的批判和改造的过程。此外，“公”在中国的语境中，通常具有“公家”、“集体”、“牺牲奉献”的含义，从而与“私人”、“私利”、“损公肥私”对立起来，具有一种极强的世俗伦理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学界的观点有意或者无意地迎合了普罗大众的道德批判的需要，与意识形态的宣传导向高度契合，在官方、学界和民间似乎形成了三位一体、牢不可破的“公私”截然相对的话语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公私截然对立的语境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文化亲密性的概念，以反思公共与私密之间的关系，并说明私密生活对公共领域的渗透和塑造作用。文化亲密性是亲密性概念的一种融通的形式，[3]它以民族国家为阐释的框架，以某种文化特质所形成的社会性作为公共与私密共享的亲密性，揭示了二者在国家、文化和社会等公共领域展示中的“共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国家文化意象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事实上都是这种亲密性在公共领域的一种延伸形式，而民族国家则悖论式的建立在其所试图根除的文化亲密性地带。
近20年来，在邓正来等学者发起的中国公民（市民）社会建设讨论的推动下，各种公共生活的话题和文章也大量涌现出来，有些文章谈论社会契约精神在重构中国市民社会组织中的作用[4]，有的谈论社会分工造成的横向的社会团结的可能性[5]，有的则比较国家和社会互动下的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变异”形式[6]，有的则焦虑公共产品的匮乏，不足以为“脱嵌”的个体提供重新嵌入（re-embedded）社会的保障和机制[7]。本文的研究将表明，任何形式和层面的国家和社会互动、社会组织和团结的方式以及个体化的策略和路径，都弥漫和浸润着文化亲密性的意识，它决定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以何种最为经济和有效的形式联结和互动，从而在这一相互介入和妥协的文化亲密性地带，国家收获了忠诚意识、社会得以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而个体的创造性的伎俩（社会诗性）也受到宽容，最终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这一过程。
文化亲密性应该成为一个考察中国公共生活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重要概念。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亲密性与情感及私密生活（privatelife）息息相关，然而这些私密性同时毫无例外都带有公共的面向。尤其在新的通信技术以及社交网络日新月异的当下，更是如此。因此考察包括情感在内的种种私密性在公共领域所凸显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本应成为中国公民（市民）社会及其团结或组织方式的一个基本要义。另一方面，文化亲密性是私密生活对于公共制度的一种变通的日常体验和实践方式，一种对公共性加以改造的能动意识和技巧策略。[8]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形式和结构更多地以私密生活的日常实践来体验和呈现。具体而言，在中国的语境中，如果不能说明由血缘亲情、亲属关系等构成的“情感结构”以及由“差序格局”和关系网络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所特有的亲密性，通过个体和群体，在具有“此地、当下、鲜活、行动以及主体性”[9]这一日常实践语境中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恐怕任何有关中国公共领域和社会组织的描述，都只能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0]因此，与其划定一方“公共领域”的净土，将经济理性、权力义务对等以及尊重差异性等理念作为其组织原则和“公私”泾渭分明的界线，不如开放这一边界，让日常琐碎的私密生活进入公共空间，考察公共与私密相互渗透，彼此竞争，不断处于冲突和调和这一“过程”，而非某种给定性的“实在”，恐怕正好是文化亲密性对于当下中国公共领域建设诸多观点应有的启示。
一、赫茨菲尔德的文化亲密性理论
文化亲密性概念衍生自赫茨菲尔德进行田野调查的一个希腊小村庄，它最初用来指村民的一种内属意识（inclusiveness）或者社区认同感。这种内属意识当然具有私密性，因为社区内部诸多令人尴尬的生活方式总是需要对外加以掩饰。然而这种私密性却不仅仅局限在家庭或者社区这一层面上，民族国家同样也有需要掩饰的私密性，很多时候，个体、家庭、社区直到民族国家的各个层面所共享的私密性，就构成了一种集体的文化亲密性[11]。正是由于文化亲密性的存在，使得“界限森严、固定不变的权力的不同层面能最终得以消解。文化亲密性是对官方与大众都共享的某些文化特质的确认，而这些文化特质作为对外尴尬意识的来源，却为其内部的成员提供了共同社会性（白癜风是否传染北京中科医院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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