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立君唐朝與東亞出版附前言
唐朝与东亚
TangEmpireandEastAsia:AStudyonEastAsianRelationsHistoryInTangPeriod冯立君著
年5月出版/68.8元
精装·页
ISBN-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内容简介
“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中国古代与“东亚”概念最为接近的一个词是“海东”。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半部全球史。处于极东位置的东亚诸国，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其主要甚至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就构成了唐朝与东亚的关系。
九色鹿唐朝东亚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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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讨论了唐代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唐代辽东地区统辖制度、中古东亚史学术史新问题等，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层次清晰、论述规范。作者致力于从学术史的视角探讨唐代东亚关系，对于推动古代朝鲜半岛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韩关系和朝鲜史、东亚交通史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冯立君，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与域外》集刊主编等职。
本书目录
序拜根兴
唐朝与东亚（代前言）
第一章唐代东亚的贸易关系
唐代对外贸易与东亚海域
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关系
唐·新罗·日本对外贸易机构
第二章唐代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构造
新罗的汉字文化
朝鲜半岛与汉字文化圈
第三章唐代的辽东经略
唐、明两代辽东统辖制度比较
辽东政体与人群
渤海与新罗关系的多面性
第四章中古东亚史的学术史
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新视角
百济及其对外关系史研究现状
中古东亚史研究的新视野
附录长安之东：唐代丝绸之路的延伸
——从撒马尔罕壁画“鸟羽冠使者”说起
主要征引文献
索引
作者学术档案
跋
代前言（节选）
“东亚”正如“亚洲”一样，是一种来自外部建构的概念，中国古代与“东亚”概念最为接近的一个词是“海东”。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半部全球史。处于极东位置的东亚诸国，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其主要甚至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就构成了唐朝与东亚的关系。
相对于成绩斐然的唐代东亚史研究前史，本书总体上只是一部未尽去陈言且不成系统的论文汇编，选取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或试做实证考释，或妄加理论阐述，着实难以称得上有什么推进。
本书的第一章是关于唐、新罗、日本三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研究。这是个人最初想在唐代东亚史领域着力突进的一个入口。在东亚文化比较史的影响下，与唐代前期大为不同的后期缘边地方，特别是东部的淄青镇涉外贸易的管理与运营实为一体，新罗的清海镇在张保皋大使的统领之下实际上也有割据一方、军政合一、贸易管理与运营等特点，日本大宰府相应地也在对中国、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独特地位，从制度史角度划分为设置、性质、职能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获得当时唐、新罗、日本以及渤海国经贸关系的一些具体历史实貌。除了作为制度来研究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实际上管理的内容也就是贸易本身折射出相当多的历史内容，例如唐朝淄青镇、新罗清海镇、日本大宰府在东亚海上贸易中的不同分工与角色，再如这种贸易的性质与白江之战以前那种官方有限的朝贡贸易相比蒙上了浓厚的“官商”色彩，等等。研究的一个意旨是在学者主流话语中唐、新罗、日本三国鼎立的东亚政治格局之外寻觅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细节，在东亚制度文化静态比较之外探索动态互动关系内容。
第二章是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几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层面立足于建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流变及其在唐代时的横向构造，这其中固然带有对西嶋定生等人理论的承袭、剖解和变通，但旨趣有所不同，我没有强调东亚是一个历史世界，而是更多地描述以汉字为载体的诸多文化要素的传播共享在某个时期缔造的文化通融特征及其历史现象，也注意到政治体的崩毁导致文化圈的断裂。实际上，文化圈的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化而难以和发生在广袤地理空间内错综复杂的东亚交流历史实际相符契。因此，撷取新罗这一被认为最重要成员来考察其汉字文化的实情，主要基于文献记载中从历时性角度对新罗受容汉字及其承载的具体文明展开考述，因为新罗前后期历史的差异，考察范围也适度囊括了高句丽、百济，进而从共时性角度横向剖析新罗汉字文化的具体形态，新罗国家成长中典章、教育、修史、宗教等最为重要的领域都显示出汉字文化即中国文化的引入及其成效。除通论和个案之外，又借助对《韩国木简研究》一书的评论，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相关学说中似乎不证自明甚至想当然的现象予以揭橥：西嶋定生以降东亚史的总体趋势有两个特征值得警惕，一是日本学者有意无意构建的日本中心视角，二是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中心意识。由此，对居于东亚地理区位中央位置的朝鲜半岛之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迫切性亟待引起重视。朝鲜半岛汉字简牍，钩沉出东亚汉字文化的纵深面相，但细致的比对又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作为中国—日本文化传递的中环在文化要素“传播—变异—再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换言之，朝鲜半岛如同犍陀罗作为印中文化交流中继站一样，使得原生文化羼入本土因子并再次向外传播，接受者获取的汉字文化带有半岛的突变基因。以往学者们也在对比东亚具体文化现象时与之类似地强调过日本和朝鲜等域外民族在吸收汉字文明时有保留本民族传统的一面，但这些都被浓烈的中国文化辐射说掩盖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异”而非“同”的一面或许值得再探讨。
第三章是对极为关心的辽东史问题的“试掘”工作。唐朝辽东史研究牵涉面较大，这里选取了三个面向：一是在中国古代东北管理体制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二是与同时期中原、东亚、内亚的多元联系问题，三是区域内部人群的政治凝聚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历来东北史的撰著皆牢牢拴住一条红线，那就是东北与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或者更浅白地说是中原如何控驭东北、东北诸族如何朝贡中原，笔者也难以免俗，未能跳脱这一窠臼。唐代在灭亡高句丽后首置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后迁辽东、辽西、平州等）与明代置于辽东北部的奴儿干都司之间相比较，在制度表相及其反映的中原—东北政治关系实相即为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安东都护府更大规模的整体研究、对于古代东北行政设置的系统论述后续都不断有学者完成了，十分值得参考。但是至今这两个时代对于辽东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行政措置的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是本人后续细化研究的重点，本章涉及的是高丽与高句丽的区别与联系、渤海国与唐朝关系始末；此外东亚史上屡屡涉及以平壤为中心诸政体，目前尚未有对此给予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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