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影响之深从答卷,到出题新华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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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华为在“无人区”的探索，实质是对中国原始创新的呼唤。 “中国的自然科学，至今还是发展中国家类型。”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多次提到这一点。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类型的特点是，自己不出题目，而是搜集数据、提供数据，属于劳动密集型；发达国家出观点、出理论，属于“深加工”型。两种类型的不同产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都叫论文。中国当前面临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转型。 他问道：能不能由我们自己出题目？自己做老板？ 旧地图寻不到新大陆。“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科技竞争力的根本。 “原始创新是指获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创造前所未有的重大技术发明、开辟前所未有的产业新方向、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理念。相较于一般意义的创新，原始创新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更高、产出难度和不确定性更大、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更广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下称“战略咨询院”）研究员万劲波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竹兰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开辟一条符合原始创新规律的新赛道。 这可能意味着一场更为根本的观念更新。 知识观的更新。 什么样的知识，是原始创新最需要的知识？ 方竹兰认为，对此，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认识。“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知识内容主要是常规型知识，超常型默示知识往往被忽视。我们的社会缺少这种知识观。” 她指出，所谓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指与天赋和灵感相关的不能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非常规的知识，是原始颠覆型创新的核心知识资源，多存在于年轻人身上，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想象力。 这位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创新规律的学者认为，美国原始创新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年轻人想象力的呵护。硅谷相当多的风险投资人专门到处寻找这样的人才，给予支持。 “我们需要将超常型默示知识纳入知识范畴，当作核心资源。”方竹兰说，这意味着教育的内容方法、评价标准、管理方式等都要发生转变，比如对原创型人才更多的是育而不是教。“教的内容是已知的明示知识，相比之下超常默示知识引导激发的育的过程更要被 科学观的更新。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我们还存在对科学的观念上的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从功利、实用角度看待科学。 战略咨询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肖尤丹指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在科技赶超时期有积极意义，但在追求原始创新的新阶段，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功利主义导致的急功近利的科研生态，已成为原创的一大拦路虎。 专家表示，原创难以通过单纯的功利心来实现，而多来自无功利、自由的探索。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前提下，要更多释放自由探索的精神，还要正确把握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义利观。 人才观的更新。 “美国创新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大众化。”多年研究美国原始创新文化的肖尤丹认为，这是释放原始创新活力的重要规律。 科技创新没有指定的成功者，不同于惯常认识的人才，原始创新的人才构成更为多样。特别是随着开放式创新的深入，创新将从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向多元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合作转变。未来，原始创新人才不一定是显性的，不一定存在于少年班、，更不一定有“杰青”“优青”的“帽子”。 这类人才的发现过程也更为复杂。方竹兰说，有创新潜能的人才，不仅父母、老师很难判断，甚至自己在尝试之前也可能不知道，只能通过实践识别。 “应该让这个实践过程成为保障重点。”她强调，这需要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社会流动性，不利于人才发现和管理的行政人事制度也需向知识人事制度转型。 “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来看，创新不问出身这件事非常重要。”肖尤丹说，中国亟待进一步营造机会公平、竞争公平、保护公平的制度环境。 成败观的更新。 总部设在深圳的生命科学研究前沿机构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至今对深圳提倡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它强调我这个地方鼓励创新。其实所有的城市都说鼓励创新，但深圳还加了后面4个字——包容失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原创是试错、探索的过程，一定有失败，甚至很多失败才有一次成功。”方竹兰说，社会需要改变凡事追求成功率的观念，鼓励尝试、宽容失败。“这些失败其实很珍贵，给其他人提供了通向成功的教训、经验。” 社会认知观的更新。 “我们常说，创新中要平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将创新局限于经济发展范畴中，而忽略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之上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国家和社会对创新的不同需求及其不同的促进机制。”肖尤丹认为，后者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在创新中的重要性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属性。一方面，社会发展、民生需求对于科技创新有着巨大需求，是未来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反过来，各类型科技创新也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妥善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科技社团、公益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社会组织与基金会等社会资本，既是重要的优质科技创新资源，也是活化政府和市场创新资源配置的催化剂。”他强调道，社会创新资源是政府和市场创新的重要基础，但现在，社会化创新活动匮乏或不受重视，如同“小河有水，大河干”。 “这不仅是科技领域的，而是普遍的对社会认知的问题。”肖尤丹说。 在方竹兰看来，一个关键是，社会组织管理观需顺势而变。“现在我们说管理，一般都指政府管理、行政管理，要更重视如何更好实现社会自治、社会共治，更好实现对社会自治的管理，让协会、商会、民间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学术共同体在法治轨道上充分发展。” 行政管理观的更新。 面对试错性、探索性、非确定性的原创，如何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 “我们的政策比较偏向于管存量，核心是管住。”肖尤丹告诉记者，“比如在科技计划的选题和资助上优先考虑结果确定的、路线成熟的、便于管理便于考核的。在成果转化方面，片面地把科技成果当作无形资产，纳入资产管理框架管起来，要求保值增值。” 方竹兰举例说，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统一化、等级化特点。统一化容易使常规型知识在行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成为主流，超常型知识被边缘化；等级化强调管理的规范和稳定，可能带来对超常型知识的抑制。 “存量管理思维本质上要求不出错、少出错。增量思维的核心在于不过分 他认为，从管住到管好，需要变直接干预式管理为间接监督式管理，变不授权不可为的正面清单为不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式管理，健全完善以科研活动利益冲突回避机制为基础的风险防范制度…… 某种程度上，科学观念的转型，还有赖于文化观念的深入转型。 从热衷于引进“洋”博士，到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也抵不过一篇Science、Nature，武向平认为，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认可度的基础之上。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撰文时不无担忧地指出，无论是“帽子”和个人利益、单位考核挂钩，抑或是在本土也将英文作为科学语言的现象，都与文化自信的不足有关。 “原始颠覆型创新与模仿引进型创新的格局不同，两种创新的主体人格是不一样的。”方竹兰说。 在她看来，进行原始创新，最为根本的要求，是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建设——从向外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从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从盲目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 “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有极大的包容性，并且能在多元体系下求最优解，而不像一些国家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这种多元文化传统其实是更利于创新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汝芳说。 如今，站在创新赛道上的中国，迎接的已不是一场擂台赛，而是接力赛。 文化观念的转型、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持久战。改革触动范围之广，使利益调整贯穿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其中很多是长期存在的难点，面对的是业已形成的受益群体，触动的是最难触动的利益。从创新交叉融合的新特征要求科研组织体系向交叉融合无边界方向发展，再到落实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等支持政策，无不意味着重切蛋糕。 重大前沿科技、原始创新的突破，亦是需长久积累的过程。武向平认为，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科学知识上的积累时间和程度都还不够，近年一些领域虽然崭露头角，仍需潜心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取得原始创新的突破。 “成为科技强国要持久奋战三十年，并且要永续创新。”战略咨询院科技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冷伏海说。 受访专家认为，这也对一国的战略韧性提出更高要求——在各种挑战下对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的不动摇。 “创新驱动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又一次深化改革。如果全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改革到位，在符合科学规律的基础上，中囯原始创新的春华秋实会联翩而至。”方竹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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