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晶核

（中国青年报年1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两整版发表）

“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王牌系。历史上曾有几任校长都是著名法学家，如王世杰、周鲠生等。周先生是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周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一九五八年瞎指挥把这个‘王牌系’并到校外去了！今年，经过反复酝酿，终于决定要恢复了。真是因祸得福，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当时被打了右派，合并时外校不要，留在武大了。我校法律系停办了二十一年，它好比一块透明的水晶，晶体虽破，但是幸好韩教授这个晶核尚存，不用多久又会在晶核周围凝聚出一块明亮的晶体来！”

——这就是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当时还是副校长）于一九七九年在法律系筹备会上讲的话。果然不出他所料，法律系五年来，在韩德培晶核旁边，从七人结晶到七十多人的教师队伍，两个学科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是全国重点法律系，为国家起草了几个重要法律文件，真的长出一块明亮的大晶体来了！

武汉大学的师生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刘道玉也是晶核！

别看他们的校长有点夫子味，身体瘦瘦的，头发稀稀的，面色黄黄的，视力近近的，眉间的皱折象重叠的山峰一样拱得高高的；但是，在这个弱体之内却蕴蓄着令人吃惊的精神能，并且这能量不为说老话、干旧事而释放，只为开拓和创造定向爆发。他的晶核有两个品种：一是未来（一切以未来为参照系），二是金牌（要夺世界教育“奥运会”的冠军）。

刘道玉这两个晶核凝聚出长程有序的晶体来了吗？

上篇：未来

一九八一年，火热的盛夏，各报以火热的调子报道刘道玉被任命为老牌加名牌大学——武大——的校长。报纸特别强调了他是中国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

当时，恰好我在武汉大学采访“多学科讨论会”（后来成稿定名为《快乐学院》，发表于《十月》）。这个爱因斯坦式的讨论会是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办的，闻名全校，也闻名全国高校。与会成员，社会阅历深，知识结构新，价值体系现代，思维活性极大，有着“舍我天下其谁”的超级自信，因而对老师和领导超级地苛求，很少听到他们赞扬他人。可是，当我向他们问到刚上任的刘校长时，出乎我意外的是，他们学广东人，把“刘道玉”省略掉最后一个字，称呼为“刘道”，以示为爱称和尊称说：“刘道好！和我们没有代沟。外校的同学羡慕我们得了这么个校长。有些学校的学生，对他们的领导不满而闹事，来我们这儿串联，我们说，刘道在这儿学‘大禹治水’，未溢先疏，既当校长，又当学生领袖。我们用不着闹，有什么事，只须拨个‘四七二’，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道玉是属于青年一代的，他得到有未来行为模式的青年人的热烈拥戴。

可是，在他的家里，氛围就不一样了。虽也有喜悦，但更多的是沉重。他的“同学加夫人”刘高伟对他说：“唉，历史的误会把你推上这个位了。六十年代，强调政治，你出身好，还有留苏时被打被逐的盛名，推上了副教务长。八十年代，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你又赶上了这个潮头，从副校长推上了校长。可是，历史的误会是要付出历史的代价的……”

省略号六个圆点中有着很多沉重的潜台词。武大是个老牌大学，前十四任校长，不是学术界贤达就是政界名流，而第十五任的刘道玉带来了年轻的局限，资历浅，当时还不是副教授，他所要领导的人中，很多是他的前辈尊师，这样倒置型领导模式能行吗？武大是名牌大学，藏龙卧虎，学派林立，刘道玉能在高一个层次上协调和统帅吗？更难办的是，三十年来“左”的折腾，人际关系像是笼里的螃蟹，你钳着我，我钳着你，谁都动弹不得。如果有人要突破这种关系，那就会有“通天”的人物去“通天”。刘高伟怎能不为丈夫忧虑：能有什么办法使这几十年的无序结构有序化起来呢？

“是啊，我这个人，才华平平，成果淡淡，”刘道玉的沉重感并不亚于妻子，“像我这样的人，别说全国，就是在武大，找出个百儿八十是没问题的。可是，现在我被套上辕了，共产党员不兴向党辞职，那就只好咬着牙往前走了。我这个人不能说一点优势也没有。譬如，我是农民的儿子，能吃苦，像牛一样能熬。又譬如，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用‘保官’这根粗绳子把自己捆住，也就可以按中央指示无顾忌地去干。你不是常说我‘说话不留余她，办事不留后路’吗？这既是缺点，也是个优点。还有一点，你也很清楚，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最大的驱动力。变一次不行变两次，直到N次，总会变好的。——这一次可把你也套上辕了，你的内务更重，贤内助要变成贤累助了，湖北话里本来‘内’和‘累’就不分的”。

刘道玉在这火热加沉重的氛围里走向未来。

他在历史的挑战面前寻找未来的目标

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学校也是个工厂，是出产人才产品的工厂。

他忧患过：“一个人才，从新生入学到毕业，经过四年才能用。如果要培养成高水平的科学家，大约还要十五年的拼搏。因此，人才产品的周期很长。另外，未来学家统计，大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在他毕业那天还没来得及用，就有25％被淘汰。这是摆在信息社会大学校长面前最严峻的历史挑战。我们要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运筹未来的目标！”

他上任之后，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这个有很大历史提前量的人才产品——人才观。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湖北省召开了首次高等教育学术讨论会。这位专攻有机氟化学、没有专门进修过教有学的校长，却宣读了教育学论文。按照惯例，肯定是一篇“雇工论文”，即“秘书撰文，首长署名”式的论文。这类文章大多是报章文摘，虽无懈可击，也无论可立。所以，大家初听时是不以为然的。可是，他开头就出言不逊，把当作公理的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否定了一半：在肯定这句话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的片面性。“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都是优秀人才。”他提出了一个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人才的新人才观。这一下，大家游离的注意力倏然焦聚在他的身上了。当他讲完培养“智能型”人才三条途径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鼓掌的人脸上演漾着这样的神情：像是穿过山谷，突然放眼看到一片柳暗花明的景色，喜出望外。

他的报告成了饭桌上、寝室里、散步中的议论中心。“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刘道玉的话讲得那么满，行文那么不拘一格，很有个性，不像是秘书写的。”

——“他的报告还有个特点，旁证博引了美国、日本、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的现代教育观点及其做法，由此弄出了自己的发人深省的新观点，不是单纯的洋货推销员。”

——“别忘了，他是学化学的，擅长分解和化合！他不是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的注经派，所以一起步就有新的东西。”

刘道玉可没认为自己化合出了一个新人才观。他知道“智能”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早在五十年代末就提出来了。美国人才观已改革了二十多年。他还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代初留学苏联的学习生活。苏联在五十年代就意识到自己教育体制的弊病，努力改专业教育为通才教育，提出了培养“博学专家”的口号。我们国家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要赶上人家，首要的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他想到出国留学生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国内的高才生到国外，一旦进入科研就显得智能较差了，因为我们的学生不是“智能型”的，而是“仓库型”的。在校学习，就是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学生在脑子里装几本“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时就把这些“货”提出来。提得最多的，就算是才高八斗的状元。现在，国家把八千子弟交给刘道玉和他的同事们，难道他就培养出一批“知识仓库保管员”？

他的这篇有三年实践作检验标准的论文，在当年十一期《教育研究》上登载了。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也摘要发表。不再是吹皱一池春水的乍起之风，而是汇进了全国改革的劲风。

历史在变，刘道玉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在变。又经几年实践，他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改革与创造型人才》。这篇文章在青年（即人才产品）中的反馈十分广泛而强烈。他收到了大批来自全国的信，表达读者被文章所激励的情景；他也收到了大批寄自武汉大学的信，同学们为“创造型”人才的加速培养提出了许多“软件”。

刘校长允准了我的要求，将写给他私人的动人心弦和启人智慧的信件给我看了。太多了，我实在是读不完。我不仅读到这样的动情段落：“《改革与创造型人才》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许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这十几年未动过感情的青年，却在您‘真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数不多’的二十二个字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既辛酸又喜悦的眼泪。辛酸的是误人子弟，喜悦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我也读了青年们对他的“创造型”人才观的独特解释。他们认为创造型是智能型的升华。智能，只是主体的一种能力。培养时，主要考虑主体（即学生）如何获得这种能力。而创造，不仅表现在主体能力上，更重要的是主体能力成功地对象化于客体。这内涵就高了一个数量级。学生不再是放在封闭的学校中培养，而是在开放的世界体系、未来体系中成才。刘道玉提出这样的人才模型，正是理解和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

学生们既有文采、情采、还有理采的信，象图书检索号码，把储存在我大脑中关于刘道玉的其他意象给检索了出来：

——他每天步行上班。从家里到办公室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常常要走半个到一个小时。怎么回事呢？拦截者太多。不是拦路劫钱财，而是“劫”信息。他呢，也趁此机会“劫”人家的信息。彼此彼此。

——晚上，或假日。他家门庭若市。耶鲁大学校长有四个大客厅，他一个也没有。于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也就兼起客厅来。放不了几张大椅子，就特意放几张小凳子，以免来访者无座位。从吃饭时开始，一批接一批，川流不息，像百货公司门市部。校宣传部长去汇报工作，问前来开门的刘夫人：“我是今晚第几批？”答曰：“第十六批！”宣传部长“啊”一声告退了。他不忍心对这位说话底气不足、形容憔悴的校长再进行一次“车轮战”。

——他在全神贯注地看大量的出国师生的信件，并疾书回信。

——他在批阅着更大量的校内师生信件，要有关部门研讨、回复并告知他结果。

——学生的假日野餐会向他发出邀请，他放下繁忙的公务及科研工作去了。去年学生会举办演讲比赛，题目是《改革、进取和奋起》。他也参加了。他不以校长身份去作指示，而是以比赛者一员去演讲。那天他感冒，所以，他加了几句开场白：“真倒霉，要演讲就感冒了，今天嗓音很不悦耳，看来得奖没希望了，争取打个及格！”（满堂雀跃、欢笑）。他讲了《改革与人才》。同学们也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卓见。最后没给他发奖，不知是不是因为嗓音问题扣了分。但是，他以砖引玉，以花引蜂，所得关于人才观的信息量很大。此愿足矣！

——有人给他编了三句顺口溜：“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休息有人会。”记者从伦理学角度予以高度颂扬：“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工作上；谦虚热情，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是，有现代管理学知识的人却不以为然，说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高智能决策上，现在低智能损耗太多。若两者并重，就造成他精神超负荷。他身患萎缩性胃炎、胆结石等多种慢性病。结石有两毫米长、一毫米厚！一天只能艰难进食六两饭，所有含脂肪的食物，他的胃肠都拒绝接受，连含钙的豆腐也是如此。每天只能吃一点蔬菜和鱼。他要当校长，搞科研，还要进行这样繁重的人际交往，如此大能量消耗，微能源进入，到底能熬多久？夫人刘高伟一谈到这些就急得眼圈红湿起来。

——我问过他，这么做是否符合现代管理学？他避开了我的问题，而是举了不少实例，说他的“人才观”就是在这样不拘一格的信息系统中逐步建立的。我听完以后，在头脑中出现了两个信息流通图式：

过去：校长现在：校长

↙↘↑↓

教师—→学生教师—→←—学生

他改变过去校长与师生的单向三角形指令系统，而成为双向三角形互反馈系统。这就是刘道玉接受历史挑战、寻找新人才目标的一个特别系统。毋庸讳言，这个系统使他太累，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笨鸟先飞”的笨办法，但是，确又是一个管用的办法。

有位年轻老师说他像毕加索。毕加索因为改变自己的画风太快，人们惊喊他是“创新魔”。刘道玉又变了！他发表了一篇《教育必须面向未来》的论文，大声疾呼，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向教育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对传统的教育思想的挑战；二是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挑战；三是对旧的教学内容的挑战；四是对旧的教学方法的挑战；五是对教师知识结构的挑战。他引用各国最新的教育信息，并应用未来学的预测方法，指出了未来教育的五个特征。读来让人觉得是一股从历史的前方吹来的清新之风。他在这篇文章中又进一步探索了未来的人才规格。智能型人是主体型的；创造型人是主客体统一型的；未来型人才呢？是多功能审美型的。不仅主体能多功能地对象化客体，而且受教育本身就能使自己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譬如，老年人上大学接受再教育，不是为了对象化客体，而是为自己精神上的满足。那么青年人呢？既应该学到多功能的创造力，还要使自己获得理性美。学，再不是孟子说的苦其心志，而是审美享受。马克思就说过，共产主义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劳动是第一需要。这不就是多功能审美型的人吗？武汉大学正是考虑了这个未来目标，非常尊重学生的兴趣，允许确有才能而兴趣发生变化的学生转系改专业，鼓励学生自选跨系跨专业的一部分课程。这么做，不仅具有爱因斯坦说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的效应，而且，兴趣给学生带来美趣，学习活动成了史无前例的审美活动。

刘道玉用他独特的方式找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未来方向上的人才目标。

在奔向未来目标时，他为解开绳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在国外，大学校长大致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大学者型，作为学校的一面旗帜，不具体管理校务。一类是管理型，主要掌管校务。那刘道玉这位校长是什么型的？他认为中国校长应该两型结合。他要搞科研，要管教学，也要管校务；但是，最使他伤脑筋的和力不从心的职能是要解开捆在武大教职工身上达几十年之久的绳子。

在高等院校中，武大这根“左”的绳子，不算“最”级也是“次最”级的了。刘道玉为解开这个绳子苦心孤诣了八年，现在才算理出了个头。

在我初听到A同志向我介绍这些情况时，不以为然，觉得他夸大了刘道玉的困难，说：“‘极左’的绳子再粗再长，也捆不住刘道玉呀！党中央的拨乱反正政策早就把这绳子砍掉了嘛。比方说，谁还敢说‘拔白旗’是对的？”

“好吧，咱们就来说我们学校的所谓‘白旗元帅’——齐民友同志吧。一九五八年，《光明日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批判的、闻名全国的‘大白旗’齐民友同志，他当时的观点经过后来几年历史检验是正确的。他是著名的数学家，正当中年，工作能力很强，刘道玉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就鼎力推荐他出山当学校领导。这对刘道玉来说是不愉快的推荐，因为他当年也是积极参加了‘拔白旗’运动的。他要从内心里进行蜕皮式的自我否定。可是，一讨论就争执不下了。反对的人当然不会说齐民友是‘白旗’，而是另外找了个茬子，抓住辫子不放，一两年争不下地。也就是说，像齐民友那样在教学和科研上确有才干的人不能启用。这根绳子刘道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解不开。一直到去年，彻底否定‘文革’，刘道玉对齐民友的推荐才成功，齐民友被任命为党委常委、第一副校长。还有，所谓的‘右派宰相’、国际法权威韩德培当上了法律系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入了党。这也与刘道玉的艰难‘解绳’是分不开的。总而言之，刘道玉为了通向未来，不怕丢官，不怕告状，硬是顶着要启用真心拥护中央改革的、有真才实学的、能干出名堂来的干部。这几年来费他心血最多的就是这件事。”

听完A同志的讲述后，我才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于是，又去采访了一些人。采访后，我喟然叹曰：刘道玉不仅要解开捆着校内能人的“左”绳，还要解开捆着校外能人的“左”绳呢！

刘道玉从他的双向信息系统里得知湖南省有位高中文化程度的工人杨小凯，“文革”中坐过牢，在牢里自学，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有较深的研究。刘道玉决定破格把他请来当武大经济管理系助教。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杨小凯请进来了。杨小凯发表译著、专著、几十篇科研论文，还编写了教学讲义。他先后成为国家一些业务部门的研究成员和研究会会员。后被美国经济学家邹致庄教授推荐，录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并发给福特基金会奖学金。可是，有些人抓住杨小凯在十几年前年幼无知时写过一些有错误的大字报不放。刘道玉为了解开这根绳子，亲自去过湖南，在武汉也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让杨小凯坐上了赴美的波音班机。

除此以外，我还采访了六年写成一百四十多万字管理学著作的女管理学家周戟副教授。她说，她的调进也让刘校长费了很多心血。她讲了个历史掌故。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初用的是德高望重但没有军事才能的将军，而南军用的是有缺点的将军。一交战，林肯大败。后来林肯立即启用有缺点但有突出军事才能的将军，就转败为胜。周戟说：“刘校长是林肯式的。为了未来，他敢用有缺点的将军。我虽不是‘将军’，而且有缺点，刘校长还是在用我一技之长。”

刘道玉深深懂得列宁的话：一个人的缺点常常是优点的继续。没有缺点的人，一定是没有优点的人。关键在于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他唯才是举。反过他的，开拓型的，他举升；唯命是从的，无为型的，他吐故。八年来（有人幽默地说他是“抗战八年”），总算按中央的指示对三十几年来武大的功罪进行了公正的评说，解开了捆在数以千计知识分子身上的“左”绳，启用和调进了一批开拓型的“有缺点的将军”，建立了比较有序化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班子。他为之体重下降，华发早生，但是他无悔地说：“值得！”

他为未来设计了六个翅膀创造型人才正在试飞

刘道玉在对中外高等教育史的反思中和大家一起设计了六个飞向未来的翅膀——学分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主辅修制、教分制和插班生制。前三制在国内是武大首先搞的。教分制、主辅修制（或叫双学位制），各校都在探索。插班生制又是武大的“新花样”，正呈报教育部审批。

刘道玉沿着高教史长河上溯，感到忧心忡忡。现在的高教体系，还是三百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模式，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样的模式怎么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非改不可！“可是，我是刚进入高教决策层的新手，茫茫然从何处入手？”

他阅读各国的教育专著，比较其长短。他阅读心理学、人才学、未来学，让教育科学多元化。他回忆自己留苏的生活，总结苏联体制。他利用所有出国机会，十分有心地考察欧美教育，然后，进行中西合璧式的化合。一九七八年以来武大实行的学分制，已不是一八二二年哈佛大学提出来的学分制了，而是西方的灵活性和东方的计划性的化合物。学生既有基础必修课，又有专业的指定选修课，还有根据学生兴趣自选的跨系课。实行的结果，诚如刘道玉形象地描绘过的：“肚子大的吃得饱，腿子长的跑得快”。出好才，快出才，而且还合理地组织了纵向和横向的知识结构。在传统教育者眼里看来，武大的学生乱了套：一些学生不上或少上某些课；文科的学生跑到理科的课堂上去了；校长在上面作报告，学生可以站起来打断提出异议；四十多名学生不愿再学自己考取的专业，办了转系、转专业的手续……这样的学生行吗？我这儿摘录一段《文汇报》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头版发的专讯：武汉大学学生连年涌现尖子，“据统计，该校七七级至八〇级的四届本科生，在全国近五十种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共一千五百七十篇，出版书籍十四本，有二十八名学生提前毕业，八百七十九名学生考取研究生，其中有一百三十多名学生考取出国研究生。”我再引用去年的一个报道：“今年湖北省教育厅举办的四十多所院校大学生创作、科研成果评奖竞赛中，武大八十五名学生三十九项成果获奖，占全省获奖人数（一百五十人）的一半以上。”《中国青年报》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激动地对我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刘校长是‘青年官’，成果突出表现在青年学生上，你写得太少了！你应该把拔尖学生的拔尖形象写出来……”她数出的尖子我也知道；但是，此文的篇幅有限，我只能受“如鲠在喉”的罪了！

当然，不是一个“学分制”就能取得这些成果的。武大首创的导师制，把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个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发挥教书和育人的双重功能，改善了我国单一功能的政治辅导员制，促进了学生的冒尖。经济管理系八一级学生余紫秋，在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搞调查研究，二年级就冒尖了，应劳动人事部和全国劳动学会之邀，出席“全国劳动制度改革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除此以外，还有武大首创的教师学术假制，为教师提供一年学术假，宁静而致远，从事科研，著书立说，编写教材，到国外讲学等等。自一九八二年以来，硕果累累。名师更名，那高徒就更高了。教分制打破了教师的“大锅饭”制，促进教师改革教学方法。主辅修在法语和外语两个系试点，正为学生飞到新高度积极探索。

最诱人的是刘道玉提出的插班生制。他收到许多校外有创造性素质的青年们的来信。有的是自学成才，有的是电大、业大学生，有的是外校想转专业的学生，因为条件限制，他们不能够飞到另一高度的学峰。刘道玉根据他的未来型人才规格，设计了插班生制。凡是自学到大学二年级水平的社会在职人员，电大、业大及外校学生愿来武大插班者，通过灵活的考核，可以前来武大插班。这样，一批机遇不佳但确有才能者，可以装上这个翅膀而鹏程万里。

当我要刘校长谈这六个飞向未来目标的翅膀设计过程时，他首先强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举例夸赞了学生们的“智力投资”。此外，他一再要求我写时不要拔高，他说，教分制很不完善，导师制名大实小，主辅修制刚起步，插班生制还是“八”字差一撇，千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尽管如此，可是许多学生在向我夸耀：“你知道吗？外校同学来信说我们武大是高校中的深圳，我们对这个比喻特别得意！真的，非常得意！你也羡慕吗？”

深圳，本是地名，在这儿却引伸为开放和向未来高速进取……

下篇：金牌

一九八〇年，武汉大学召开了一个心理气氛空前的科研座谈会。会上，校长刘道玉紧锁着眉头提出了越王勾践式的口号：“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是危言耸听吗？

刘道玉的性格中也有一个晶核，那就是对自己总不满意，因而从没有见他开怀大笑过。常规的表情是李清照似的“愁”。医学总是“劝君莫愁”，因为愁会折寿。然而，创造学却认为愁能提高内压，创造性思维的发生概率与精神高内压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刘道玉此刻的内压高到了他前所未有的水平，“怎一个愁字了得”地说：“一九六六年，高教部直属院校办了个科研成果展览，我去参观了。几个大厅里展品琳琅满目，应接不暇。作为武大的一名教师和一个科研题目的小头头，总想看到咱们学校的展览品。找了很久，大海捞针，在一个角落里才找到一件。据统计，武大是二十三所院校中的第二十二名，倒数第二名！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顿时感到脸烫心慌，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佩带的武大红校徽，好像神情中透出冰冷的鄙夷。我有虚荣心，不，是一种严重的耻辱感，到角落里摘下了校徽。不仅是我，同去的武汉大学的参规者也都感到无地自容，很怕别人认出我们是武大代表。

“我一九五三年考进武大化学系挂上校徽时，感到无比荣耀，一直荣耀到一九六六年那一刻。因为我知道，武大在历史上就是全国五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解放前出国留学生，只有这五所大学的文凭才被外国承认。我们武大尤其被英国剑桥大学所赏识，我们的文凭可以换剑桥的文凭，也就是说，武大的毕业生就可以算是剑桥的毕业生。剑桥大学可是培育牛顿、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圣地！那里出了多少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屈居全国重点院校的倒数第二名，更别说是在世界上的名次了！

“依山傍水的武大，山水依然秀丽；可为什么武大的后辈却退化到没有竞争力的可悲地步呢？已故的武大创始人及任教者——黄侃、李四光、闻一多、李达、曾昭抡、郁达夫、周鲠生等如果九天有灵，会对我们这些不肖后辈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说：知耻而后勇啊！要像勾践复兴越国一样复兴武大啊！

“我知道，在我这一任上要使武大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竞争力的大学，那是‘天方夜谭’，但是我想，参加万名马拉松长跑的运动员，他们明知只有一块金牌，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名得不到金牌，为什么都还在拼命跑着呢？因为，金牌能激励每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金牌的精神比金牌本身更有价值！”

《女大学生宿舍》电影的作者喻杉塑造了一个名叫路石的校长，很像刘道玉。他就说：“我不是道上之玉，而是路中之石。愿武大夺金牌的大军踩着路石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他讲到这儿，那常规紧锁的李清照式的眉宇才稍稍舒展了一下。

打开了一个神秘锁：他为什么还在苦攻茂钛

刘道玉在中学时代读过介绍诺贝尔的故事，从此就对诺贝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立志要当个化学家，像诺贝尔那样冒死地研究科学，像诺贝尔那样富有创新精神（刘道玉把诺贝尔的遗嘱收藏至今，遗嘱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他，就是把诺贝尔奖金奖给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甚至要像诺贝尔那样终生不结婚……可是“有意栽花花不活”，他没能当上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而且结了婚，生有两个儿子。但是，他的老师告诉我，他确实勤奋，智商也不低，有创新精神。问题是，在大学期间他就碰到很棘手的红专矛盾问题。一九五五年肃反，他还是三年级学生就抽出来搞专案，停学了一年。然后再接着往下读，推迟一年毕业。就这样，他的毕业论文还达到了发表水平，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这时，我国第一流的化学家曾昭抡被划为右派从北京发配来武大，灾难却使刘道玉得了个大福——得了一位名师。在曾昭抡的指导下，他又发表了元素有机化学的论文。一九六二年他留学苏联，专攻有机氟化学。可是，他又卷入了国际政治斗争，一九六三年被逐回国。回国后，在曾老师的指导下，编著了一本国内还是空白的《有机氟化学》。四十五万字的稿子刚审定发稿，“文革”就来了，出版告吹。漫长的动乱，他进不了实验室，倒是因为他咒骂戚本禹而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劳改了三年。灵与肉都受到严重摧残。他深深知道，自己纵使是个大天才也当不了诺贝尔了，何况自己并不是天才！

“无意插柳柳成荫”，他却当了校长。无论是他童年在农村放牛时做童年梦，还是他在最富于幻想的大学时代做幻想诗，从没有想到过会当武大校长！他作为校长，事务工作量已如前述，是个天文数字。科研人员必须保证每星期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而他六分之零点五也保证不了，只能在节假日或晚上十点至凌晨一点进入。他的那本《有机氟化学》，科学出版社要求改写一遍，他和周梅初同志用了几年时间还没有结撰，都不好意思见出版社的人了。历史迫使他停止研究十四年，现在，他的年龄早已过了前沿突破的季节。他的实验室简陋，助手只有三人，经费也是严重不足。哦，还有他那萎缩的胃及正在长大的胆结石在不断地发出警告。这一切他全知道，可为什么还要在科研上当“拼命三郎”呢？

不拼怎么行呢？武汉大学有个古怪的以不搞科研为荣的风气。有些第一流学者，“皓首穷一经”，到六十岁还在打基础，还嫌著书立说过早。这怎么能拿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金牌？刘道玉在宣传邓小平同志的“两个中心”思想时，还有人担心，这样搞“多中心论”，会不会是“同时抓两个兔子，一个也抓不到”？他如果能做出个“同时抓两个兔子”的成功模式——既当好校长、又搞好科研——那不是比万言报告更有说服力吗？

那么，他在艰难地当校长的同时，有没有抓到那只“科研兔子”呢？他紧锁着李清照似的眉宇回答我：“才华平平，成果淡淡，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吗？我去采访了他的同行——化学系的教授。他们告诉我，今年八月，刘道玉刚去美国参加中日美金属有机和催化学术讨论会，宣讲了他和助手们一起完成的论文《在二氯茂钛存在下的丁烯基单体聚合机理》。这是国际化学界高规格的学术会。今年代表我国出席的有十二人，高等学校只有两人。论文是经过全国第三届金属有机学术会议评选出来的。刘道玉的论文就是其中之一。刘道玉他们首先把茂钛类型的化合物用于高分子聚合上，提出了自由聚合机理并加以证明，还对日本著名化学家、大坂市立大学大津隆行教授的机理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论文得到与会同行的赞同，大津隆行教授也来信对他们的机理表示确认。这是一项基础理论研究，虽无经济效益，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刘道玉他们这几年来，在《化学学报》、《科学通报》、《高分子通讯》、《催化学报》、《有机化学》等国内一级学术刊物及其他刊物发表十二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论文，收入中日美三国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向世界发行。他的那本编著《有机氟化学》正在积极编写。那位教授由衷地对我说：“刘道玉在科研上也是开创型的。他没有利用校长的权力把自己的课题特殊化，你去看看他的实验室就知道。他这个头带得好，让人诚服！”

他不仅苦攻茂钛，还苦钻教育学。几年来，他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上海高教研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及高等教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和宣读论文有二十多篇。他还要主编《教育经济学》专著。这部书是教育部下达的教育学重点科研项目。有人同他开玩笑说：“师范学院教育系规定，只要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三篇论文，就可以评副教授，你想去教育系拿教授吗？”他回答说：“不想。我只想改变一下党政干部的形象。我是党委副书记，也可以写党委副书记的论文嘛。”别看这是一段玩笑话，却触发他引出一个大文章来。他曾说：干工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工作当研究，一种是把工作当差事。他对党政干部大讲：“要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科研，要著书立说，著出各部门的管理学来。过去让外行领导内行，党委书记说了算，那是不承认管理是一门学问。现在，学校党政部门的干部起码是大学本科生，有的还是专家，如果就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触类旁通地领导，不研究管理学，那也是同样地危险！”他表扬宣传部长郑永庭主编了《在人才成长的摇篮里》，表扬党办主任张清明著了《文书学》，表扬教务长吴贻谷和教务处长李进才等撰写教育学的论文。他提出了行政干部学者化的设想。行政科研也要夺魁！

哦，无论是他苦攻茂钛，还是苦钻教育学，都在向武大师生提供一个有趣的模型：他是万人马拉松赛跑中明知拿不到金牌的人，但他却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跑着；唯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这样拼命地跑着，才可能产生出那一个拿金牌的武大人！

他的夺全牌“软”运筹、人情激励和方法论

刘道玉苦思冥想：怎样使武大师生在将来——但是愿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图林奖等世界“金牌”呢？

生物系杨弘远教授夺小金牌的研究给了刘道玉很大的启迪。杨是研究植物受精理论的。他将水稻未传粉子房培养诱导成单倍体植株，和法国同行同时发表论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显然，法国同行的设备远远先进于杨。杨说：“我靠大脑战胜了他们的设备。”也就是说，他靠获得最先进信息，然后匠心独运出另一种在劣设备上也能做的方法。就像电子计算机一样，硬件相同，由于软件不同，其功能有天壤之别。因此，刘道玉从中彻悟：要夺金牌，不仅要进行“硬运筹，更重要的要进行“软”运筹。

不错，他和一切领导科研的人一样，惨淡经营着“硬件”：

譬如，他在精心启用新人作为学术带头人。不怕飞短流长，破格启用七〇届毕业、留日归来的何克清讲师当软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七〇届毕业生在高校常被人贬为“红卫兵大学生”，是“遗憾的一代”。可是，刘道玉却绝无遗憾地重用了。空间物理系保宗悌，中年有为，想送他去美国进修培养成学术带头人；但是，他海外关系很多，政治上长期受怀疑。不怕冒风险？刘道玉坚持送出去，而且送到美国名牌大学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在那里出了成果，为国赢得了荣誉，还带了实验仪器回来了。现在是研究室主任、学术带头人，职称是教授。刘道玉启用一代新人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排来。

譬如，他和副校长一起，刻不容缓地开设新技术革命迫切需要的专业和研究部门——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无线电信息工程系，环境科学系，研究生院，图书情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语言自动处理研究中心，开创未来能源的电化学研究室……

譬如，他和校党委成员一道，千曲百折地重新组建了系、所及校各部门的领导班子。有位记者告诉我，武大现在的中层班子像氧元素一样具有活性，能同教学、科研人员“氧化”成一体。

譬如，拿出一万元，作为学生业余科研基金，奖励优异的大学生开展业余科学研究。

譬如，他向上呈报编制，四处筹措经费。

……还可以写出十个、百个“譬如”来。

然而，我想特别告诉读者的是刘道玉所特有的“软件”。

刘道玉认为，“天才乃是勤奋”这个判断还要加个前提：必须在最前沿的信息环境中勤奋。如果在封闭的低层次的信息环境里呕心沥血，充其量呕出个低水平、重复的“遗老遗少”，就像婴孩被狼叼走后养大，再勤奋也不过是狼孩级的智能。

为了取得全球最先进信息，他大搞国际性的校际关系学。武汉大学同美、法、日、英、加拿大、奥地利、联邦德国等二十个国家九十多所著名大学有学术交往关系。他们给各关系大学每月寄去一本《武汉大学学报》，就引来了寄自世界最先进大学的专著、论文及其他最新资料。以少换多，以后进换先进，何乐而不为？武大出国留学、开会、访问的几百名人员，都是很“扒家的孝子”，“厚脸皮”要，省下钱来买，带回或寄回大批图书资料。历史系张继平教授刚从美国回来，他就带回国内所没有的十大箱珍贵资料。他们不花国家外汇所获得的前沿信息，多得难以统计。他们又兴建了个十几层的图书馆大楼，藏书近两百万册。刘道玉还不满足。教育部要在中南地区设一个外文最新教材中心，全国师资培训中心，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刘道玉积极斡旋争取，现在已同意设在武汉大学了。他们变成了“近水楼台”。

刘道玉发现这些“前沿信息”利用效率很不高，因为我们的图书管理还是手工式的。近日，来了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家。因为刘道玉以情以礼动人，专家无偿地提供一个计算机管理的网络软件。刘道玉说，要在武大建成全国第一个现代化管理的图书馆。

然而，这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不管图书资料来得怎么快，也是半年以前的信息了。在这信息化的世界里，还得运筹更速效的“软件”。

他想起一个传为佳话的活动。自一九五一年起，在联邦德国美丽的巴登湖中的巴伐尼亚岛上，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会晤。为了加速培养拿金牌的青年科学家，联邦德国、瑞士、瑞典、法国等许多国家不惜重金，选送智能最高的大学生去听他们的讲演，参加会晤，获得最前沿信想和最新方法论。

“是的，会晤！”他想。“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调查，获得信息量最大的活动就是会晤。要千方百计把我们武大有才干的人，特别是中青年佼佼者送出去‘会晤’，到世界金牌级的大学及国际学术会议去会晤金牌级的人物，才能催化出金牌级的武大人来！”

送出去？谈何容易。因为国家缺少外汇，教育部分配给武大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谈的名额是每年四名，出国进修人员，一九八二年十人，一九八三年五人，一九八四年没有。几年来允许公费出国的总数只有二十七人。可是武汉大学派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有三十五人，出国进修、留学、讲学有二百八十多人，搭在别的出访团里出去的有十三人，还有让出国进修的学者就地参加国际会议的有二十五人，超出了国家所给指标的十几倍！去的大学是：美国的耶鲁、哈佛、斯坦福、圣地亚哥、伊里诺、麻省理工学院等；日本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法国的巴黎一大、三大、七大、里昂一大、中法学院及里尔科技大学等；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参加的国际会议差不多是世界著名学者参加的最高规格会议。近四百名武大师生在金牌级的信息环境中获得大量的最新信息和学习到最新的方法，选择着自己金牌级的攻克目标。

哪儿来的门路？刘道玉他们是靠“软”运筹找来的。他们与世界上三十几个名牌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别看是一纸“软”公文，可效益很大。我们送人出去，由对方负责经费；他们派人来，我们虽然也负担经费，但这就是用人民币换外汇了。而且我们出去的人多，对方来的少，以少换多。他们广泛开展与外国同行进行科研合作，如与日本合作研究软件工程，与法国合作研究中法书面语言自动处理等，由对方提供经费让我们的学者前往共同研究。还有一个途径是靠武大人的才学，申请各种基金。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亚洲基金和美中学习交流委员会基金，日本的星岛基金和学术振兴会基金，以及联邦德国的洪堡基金会基金等，都申请到而派人出去了。再就是发动师生请海外爱国亲友给予资助。刘道玉还举了一个“软”运筹的例子，即把法文专业升格为法语系。他得到法国想扩大影响，提高世界掌握法语的人数的信息，就把原来的法语专业升格了。武大并不费多大人力、物力，只是“软件”变了一下，然而，却赢得了法方十分友好的反应。法方从一九八三年至今免费接收我们的进修人员三十二名，给我们物理系送来值四十万法郎的先进光学设备，赠送了一台索拉尔计算机，负担来这儿的法国教师的工资，接纳我们的出访人员。这项交流取得了两方都为满意的成果。

刘道玉就是靠这样的“软件”，尽可能把武大的出类拔萃者，放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金牌级信息环境中去的。

刘道玉深知，“金牌人才”不仅要获得“金牌信息”，还应该有金牌级的研究方法。用牛顿的规范研究，不会出爱因斯坦。然而，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向各学科的科研人员提供方法，不能像过去搞“领导、科研人员和工人三结合”那一套，科学人员他们会在先进的信息环境中自动选择到最优方法。那么，刘道玉校长就无事可做了码？

他又搞了他特有的“软”措施。他亲自抓了个“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研究人员不仅有学哲学的，还配备了学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理科人员，文理杂交，不仅研究经典的自然辩证法，还研究现代兴起的科学哲学、科学学，为广大师生提供高结构层次上的科研方法论。刘道玉还亲自抓了个高等教育研究室，为教育大改革提供现代的信息和方法论。在继前贤风范的基础上，他综合了科学哲学和高教研究，总结了十六字的武大学风——“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前十二个字是前任校长们提的，后四个字是他这几年来反复强调的。他相信，在这种学风下更能催化出金牌级研究方法的产生。

当研究人员产生了最新方法（即“思维软件”）时，刘道玉就全力作“硬件”的保证了。例如，学校费尽心血花二百万巨资为空间物理研究建成了高校中唯一的地面卫星接收站。又如，他亲自几十次去为软件工程研究所调出四间房子和一台“索拉尔”电计算机，使软件工程很快上了轨道，出了国内第一流的成果。再如，计算机系要搞人工智能的研究，需要一台计算机，刘道玉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当好“后勤部长”。

因此，刘道玉在为武大人得到“金牌级方法论”上，用的是“软硬兼施”的催化方法。

催化正在令人可喜地进行之中。

刘道玉从行为管理学中悟到，创造一个富有激励性的氛围，与先进信息、先进方法是夺金牌人才培养基中的三大成分。

他能支配的钱少得可怜（不能重金嘉奖），他的权限很小（不能招聘与解职），靠什么激励呢？难道还是靠发一个奖状？或者是讲一些空泛的大道理？

“国家设立了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省里设立了成果奖，学校还搞不搞奖？”他这么自问着，“搞！”于是，从一九八〇年至今，已搞了四届校级评奖。不仅评自然科学奖，还评社会科学奖。尽管奖金少得令人发笑——一等一百元，二等六十元，三等四十元，得一等奖只能买半辆自行车！——但是，评得十分认真，由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审定，有权威性，因而使获奖者确有成就感。行为管理学指出：“从工作的挑战中所经验到的成就感以及这些成就被权威机构的认可，就是激励因素。”

学校作出决定，给获国家发明奖者和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晋升工资并提高一级分房子的规格。教学和研究成果突出者，可以给以一年学术假。

多少文件的限定使他只能做这么一些“物质性激励”。仅这么一些怎么行呢？他运筹了个“情激励软件”以补不足。他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很重感情。历来“士为知己者而死”，不是为金钱和权力卖命。刘道玉说：“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也不多，可真情不淡也不少！”

毛蕴诗留学比利时结业回国，有四个单位在要他。但是，他看到了武大惜才的报道，就给刘道玉写了封信，表示愿来。刘及时亲笔回信，并且说：“为了您作出正确的选择，欢迎您来武大访问一次，我们提供旅费，然后再作决定。”毛蕴诗真的来了。刘道玉放下繁忙的工作亲自作陪，介绍武大的长处和短处。毛蕴诗回北京后，辞谢了亲友的盛意，辞别了首都，毅然决定来武大。刘道玉亲自跑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终于把他要来了。后来，开了两门课，写了有价值的论文，去年去英国参加会议，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干得很出色。

宁夏有位中专毕业的会计夏应琦，首创了“绝对成本控制法”，当地有人认为他是精神病胡扯。武大把他请来了，和经管系一道在武汉市童车厂试验他的理论。一试，产值和利润翻了一番。刘道玉决定请他来武大经管系工作。夏应琦十分感激刘道玉的知遇之情。

外文系汪国强，历来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苗子”，学校决定把他送到国外深造。去年，在刘道玉等校领导人的积极提议下，他被评为副教授，是武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前，他又被任命为英语系的副主任。

他一九八〇年为了开科研座谈会，曾登门向二十多位老学者老专家求教。老教授们反映，尽管刘道玉当了校长，但是他还像一九五三年进武汉大学时那样，像学生一样尊敬他的老师。

……“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位年轻的教师改动了李煜的《虞美人》最后两句中的一个字，把“愁”换成“情”，以此来描述刘道玉这几年来在武大知识分子身上所倾注的由衷之情。

春水似的情，激励着春天里的人们。

金牌效应的端倪跳高运动的警戒

刘道玉校长今天的神情使我十分惊诧。

他那紧缩着的眉宇皱折，忽然象手风琴的风箱一样拉开了：第一次向我奏出一支欢乐的歌。

他笑声朗朗地说：“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了炊事员的一个授奖大会，也是庆功大会，特别高兴。湖北省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厨师进行烹饪比赛，我校三十刚出头的厨师杜富强得了金牌，把个金闪闪的‘黄鹤’杯给抱回来了！我高兴得要命。武大人争第一、争金牌的精神都渗到伙房里了。如果是个老师傅抱回来的，不稀奇，可以说他早有那个高招；问题是年轻人得的，那就是这几年争来的，哈哈哈，好，哈哈……”

我被他难得的欢笑所感染，亢奋起来，接过他的话题往下发挥：“是的，我也从多方面采访到了，您的‘夺金牌’的晶核很快地拉出漂亮的单晶体来了。”

“你说玄了，哪有那么快？”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不玄，向他提出了一串根据。我说，武大文科，原先别说科研成果，就连著作都是寥寥，可是近几年来大变样了。出版著作二百七十九部，仅一九八三年一年就出版了四十九部。唐长孺教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难道不是一块金牌吗？韩德培教授主持为国务院起草环境法、国际司法，在国内也是金牌嘛。还有你们的经管系，为武汉洗衣机厂咨询的招标，是全国的首创，是金牌。听说这个厂市里派进三个工作组弄不下去，而你们经管系在你刘校长“逼迫”之下开进去二十多个师生拿下来了。武汉市委书记王群讲，这招标一项就在武汉市获得的利润达一千三百多万元。中文系和计算机系搞的《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也是国内金牌——

我把话打住看了他一眼，见他静静地听着，表情很复杂：嘴角微挑，像是高兴，而那手风琴风箱似的眉间皱折又合上了，像是忧愁。为了使那“手风琴风箱”再次拉开，我又给他如数家珍地说起理科来：“这几年理科的成绩更大。今年上半年，你们就拿了湖北省七项重大科研成果奖。你们荣获了五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四项，四等奖一项），是教育部属综合性大学中的第二名，银牌。我从科研处给我的统计表中看到，经过专家鉴定，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有三十二项，属国内首创的有三十八项——”

“但是，没有一项是真正的金牌。”他又恢复了李清照似的愁容，说，“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中还是零。还没有获得特大经济效益的成果。国家发明奖还是三等嘛！夺金牌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应。我国的女子排球三连冠，是经过几茬人苦斗出来的，我愁的是，这两年容易出点成绩，往后将越来越难。跳高运动员的经验向我提出了这个警示录：跳低高度时，成绩增长很快，十厘米、五厘米地往上升；可是越接近世界纪录，往往几年甚至一辈子也上不去一厘米！唉，难哪！”

我真想写一个昂扬的、光明的结尾，但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谈话确实是结束在前面那段低沉的话语上的。他的神情还是几年前讲“十年雪耻”时一样：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过，我喜欢这样的结尾。虽然对他的健康不利，但在创造学上却预示着一个欢乐的结果。不要紧，就算是专写愁词、愁到了家的李清照还写过这样的词句呢：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我三山去！

刘道玉校长，我猜中你愁里所含的潜台词了吗？

.11～.1武汉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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